Renewable energy in Australia: a wider policy discourse

ABSTRACT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evolution of generation technology-mix in Australia, with specific emphasis on understanding how such evolution has been shaped by wider 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 influences. This assessment is predicated on the argument that the contemporary, quintessentially techno-economic, policy discourse on renewable energy is deficient, as it ignores climacteric 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 influences on generation technology-mix. The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employed in this paper is informed by the core tenet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ory. The assessment suggests that generation technology-mix in Australia has historically been overwhelmingly influenced by the underlying technological paradigm of the electricity industry; and that this technological paradigm essentially draws its imprimatur from the wider 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 contexts. By implication, it suggests that a rapid uptake of renewables will have widespread ramifications, extending into political,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realms of a society. Clearly, existing policy discourse – that tends to focus on technical potentials, cost competitiveness, externalities and risks of various renewable technologies – is deficient. A much broader discourse is needed. This paper also made an attempt to develop a basis for such a discourse by reviewing broader aspects of the Australian society that would be affected by a rapid uptake of renewables.     

基于协整和因果分析的我国安全生产宏观政策干预研究

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安全生产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根据政策时效干预度量化模型,采用协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等计量方法对1978-2006年我国特别重大事故发生趋势与政策时效干预力度关系进行量化分析,得出特别重人事故的发生与政策时效干预力度问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在10%的显著水平下,特别重大事故的发生是政策时效干预力度加强的格兰杰原因.同时分析表明,目前我国安全生产政策干预表现出两大缺点:被动性和滞后性.因此,应逐步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宏观预警与政策模拟等研究,为提高安全生产宏观政策干预的主动性和前瞻性提供技术支持.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投资策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逼迫投资创新,呼唤着新的国家投资策略。本文分析了可持续发展与投资创新的关系,系统地研究了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策略,讨论了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结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建议。     

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农户收入及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基于江苏省苏北地区灌云县和金湖县的农户调研,采用内生性处理回归模型考察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解释农户收入变化的根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有很大差异,农户土地转入后收入增加了161.2%,转出户收入并未显著增加;从农户资源配置角度考察,发现农户转入土地后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转出土地后农业生产率降低;农户土地转出后非农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并未显著增加,表明转出户并未提高非农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本文比较政府主导和农户自发两种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自发土地流转的农户,政府主导下农户转入更大面积土地,并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水平;而政府干预土地转出不利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干预降低了土地流转交易费用,有利于转入户扩大土地面积,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增加转入户收入;然而,政府干预下转出户资源配置面临较大约束,配置效率和收入都未能实现最大化。因此,政府在完善农地流转服务政策的同时,应当尊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使得农户土地流转符合家庭资源配置收入最大化目标。同时,要通过非农就业培训、发展非农经济,吸纳更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优化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南京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根据南京市1991～2003年经济与环境数据,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建立了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的计量模型,进而评价了南京市的环境保护政策。研究表明：作为一个重化工业城市,南京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其环境恶化程度逐步得到遏制,部分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这主要归功于南京市政府近年来有效的环境政策和巨额的环境投资。     

中国土地财政地域差异与转型研究

土地财政是当前政府管理中的热点问题,分地域研究土地财政差异情况,对于提出科学合理的转型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总结土地财政各项收入来源发展概况,考虑土地储备抵押融资为借债收入,故只以土地出让金与土地、房产税收计算1999-2010年全国31个省(市)土地财政收入总规模,同时考虑各省(市)年均土地财政收入规模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贡献率),找出土地财政情况地域差异的基本规律.进一步采用SPSS19.0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将全国31个省(市)土地财政情况划分为5种集群类型:土地财政发展期、较旺盛期、旺盛期、中期、后期.从土地财政收入规模与增长趋势及对地方财政总收入的贡献程度,分析各集群土地财政情况存在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考虑土地财政不可持续性及存在的诸多弊端,针对不同集群地域从国家层面制度改革、征收物业税、改变土地财政为动力源泉的城市化、发挥闲散土地的财政作用等4方面,提出土地财政转型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策略互动行为的检验及其影响分析

本文以山东省设区市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从价格和数量两个维度,全面检验了地方政府商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的策略互动行为,并利用空间计量工具,分析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策略互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山东省内地方政府商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以及工业用地出让量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地方政府的商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以及工业用地出让量,不仅会受城市自身情况的约束,还会受邻近地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外在表现为你涨我跌、你增我减的反向变动格局;(2)由于未考虑策略互动,传统计量经济学非空间面板模型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影响因素的估计普遍存在偏误。对于商服用地出让价格,第三产业比重、人口密度的影响分别被低估了33.33%、13.08%;对于住宅用地出让价格,人口城镇化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分别被低估了20.00%、9.98%,人口密度的影响被高估了32.34%;对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人均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被高估了3.68%;对于工业用地出让量,第二产业比重、地均工业产值的影响分别被高估了13.95%、31.36%;(3)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因素普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商服用地出让价格,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密度;对于住宅用地出让价格,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工业用地出让量,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第二产业比重、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西部环境政策回顾及建议

西部生态环境脆弱而屏障作用显著.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对过去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政策进行回顾和总结,辨析其实施成效与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今后西部国土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①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政策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7年)主要是开发带动治理,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之前(1978-1999年)逐渐由开发转变为以保护为主,西部大开发十年期间(2000-2010年)开始全面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②在空间上,通过自然保护区设置、生态移民、财政转移支付和差别化的生态环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③在各项政策和工程实施下,西部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得到明显缓解,同时,农牧民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收入得到较大提高,在生态环境治理、全社会参与、环保投资等方面探索出诸多成功经验;④生态环境政策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建设多以各个部门主导,缺乏统一规划和政策协调,有些政策缺乏充足的科学依据,生态补偿政策缺乏总体还需进一步完善,环境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反馈环节还较薄弱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最后提出建议.     

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探析

当前农户兼业的阶段性分化其本质是农户之间兼业进程的不统一,进而导致了严重的农村社会分化问题。本文利用江苏省苏北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当前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的现状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利用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的原因,得出了阻碍农户兼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结果显示,家庭人力资本稀缺是农户实现兼业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农户无法进行非农工作主要是受到家庭人口规模小、老龄化严重的限制,这一部分农户家庭生活水平低,面临严重的"贫困陷阱"。政府直接干预土地流转使部分农户被动退出了农业生产,形式上实现了农户兼业进程的统一,但损害了农户的土地权益,造成农村土地产权不稳定,降低了农户自发性退农倾向,妨碍了土地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实质上对农户兼业进程起到了阻碍作用。此外,由于土地承包经营证书对承包经营权权能、地块四至等信息界定不清晰,对农户兼业进程的发展没有刺激作用。综合以上结论可知,土地产权以及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是导致当前农户阶段性分化的主要原因。政府不应对农村土地市场进行直接干预,而应通过完善农村社保体系、扶持农户非农就业、加快新一轮土地确权发证工作以促进土地市场与农户兼业进程的发展,在市场机制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环境下合理实现土地的集中与农业规模经营。     

中国环境保护的政策框架及其投资重点

本文分析了中国环境面临的严峻挑战 ,论述了中国环境政策框架的演变和完善过程 ,介绍了中国环境保护的投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