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渔业生态系统能值分析

将能值分析方法引入渔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对处于结构调整期的大连市渔业系统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2005年大连市渔业生态系统能值投入率为1.23,净能值产出率为1.57,环境负载率为1.65,环境压力相对较小,渔业生态系统运行状况良好。2001~2005年间,大连渔业系统的环境负载率呈下降趋势,可持续发展指数保持在1.00左右,在保证产量和产值增长的同时有效的降低了环境负荷。大连市应继续推进渔业结构和布局调整,加大高科技含量能值的投入,同时注重自身优势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渔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湿地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损益的理论分析

文章分析了中国湿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和人为干扰的限制因子，建立了湿地人为干扰破坏损益分析技术路线，提出了经济损益分析理论模型及损益度计量模型。     

温度对农田N2O产生与排放的影响

以华东太湖地区的水稻－冬麦轮作农田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箱法－气相色谱法的自动连续观测系统,对整个轮作周期的Ｎ２Ｏ排放和温度进行了同步自动连续观测,同时,在实验室开展了一系列的模拟实验,以研究Ｎ２Ｏ产生与排放过程的温度效应,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土显度适宜的一定温度范围内,Ｎ２Ｏ排放对温度的依赖性可用指数函数Ｆ＝Ａｅ＾ａｔ来描述,轮作周期内显著Ｎ２Ｏ排放发生的频率随温度的变化呈正态分布,６７％的排放量     

辽河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轨迹、驱动过程及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演变

辽河三角洲位于"辽宁沿海经济带",拥有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和保存完好的大面积芦苇沼泽和以盐地碱蓬为主的潮间带盐沼,栖息着多种濒危物种.1980年以来,农业开发、水产养殖、油气开采活动加剧,使得该区域生态环境发生巨变.本研究分析了1980—2010年,辽河三角洲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轨迹及驱动过程,并应用InVEST模型模拟了碳储存、生境质量、水质净化3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辽河三角洲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以围垦、修复、淤积3种驱动为主,社会经济驱动主导,自然驱动明显.碳储量和生境质量呈下降趋势,而水质净化功能波动变化.土地利用和生态系统服务相关性表明湿地可以提供较高水平的3种生态服务功能,而生态服务功能低的区域则多与建设用地重合.在规划保护区或实施保护性修复措施时,应优先考虑3种生态系统服务的高价值区域,以实现高效、经济的生态环境保护.     

北京市北沙河上游典型小流域水环境治理措施的生态效益分析

北京市属于资源型重度缺水地区,水资源紧缺严重制约其可持续发展,加之水质恶化,造成了全市水资源和水环境形势严峻的局面.为此,北京市布设相应措施对小流域水环境问题进行治理,分析治理措施的生态效益能够为小流域水环境治理措施的合理布设提供科学依据.以北京市昌平区北沙河上游8条小流域为研究区,基于In VEST(Integrat...     

西南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选择西南地区2000年、2010年、2020年3期土地利用遥感影像数据,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并依据当量因子法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cosystem service value,ESV）开展评估。结果表明：西南地区土地利用以林地、耕地和草地为主,分别约占总面积的48%、28%、20%。人工表面、草地、林地和耕地面积变化显著,20年间的净变化量分别为11 971.18、−8 738.63、−5 344.95、−2 244.40 km²。土地利用动态度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10年后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加剧,其中人工表面动态度正向变化幅度最大。2000—2020年总ESV呈下降趋势,共减少195.55亿元,其中四川省、云南省下降较为明显。各类ESV变化趋势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趋势相似,林地、草地和耕地面积的减少是导致ESV亏损的主要因素。在未来发展中,应加大对林地、草地的保护力度,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合理规划城乡建设用地,缓解经济增长对土地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压力。     

天山北坡典型退化草地植被覆盖度监测模型构建与评价

草地退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生态问题。植被覆盖度作为草地退化监测的重要指标之一,在草地退化、荒漠化治理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构建适合于天山北坡典型草地植被覆盖度监测模型,便于对草地及时、快速的监测分析,研究利用新疆阜康市2008年9月Landsat TM遥感影像数据和相应的实测数据,分别探讨5种植被指数(NDVI、RVI、GNDVI、SAVI和MSAVI)与植被覆盖度的线性和非线性(二次多项式、指数、对数以及幂函数)关系,以便获得最佳监测草地状况的植被指数和模型。研究结果表明,MSAVI和GNDVI与植被覆盖度的相关性最好(P<0.01),而NDVI和RVI较差;通过5种植被指数和植被覆盖度进行回归分析,MSAVI和GNDVI与植被覆盖度分别建立模型最佳,即:y=138.45x-1.248 2(R²=0.502 7,P<0.01)和y=2 596.66x²-561.54x+38.488(R²=0.605 3,P<0.01),精度达到90%以上。该研究结果说明不同的植被指数适用的条件不同,为今后利用3S技术深入研究荒漠退化草地植被状况的快速监测和科学管理提供支持。     

草原区露天煤矿开发景观格局影响回顾性评价——以胜利一号露天矿为例

本文以胜利一号露天矿为例,通过解译近40年来矿区周边的遥感影像图片,对矿区周边的景观类型和景观格局变化进行回顾性评价,结果表明：（1）目前胜利一号露天矿周边景观以草原景观为主,75.41%的景观为草原景观,其中以克氏针茅草原所占面积最大,占整个评价区面积的60.22%,其次为羊草草原景观（占11.58%）。（2）胜利一号露天矿周边景观类型在近40年来发生了明显变化,草原景观不断减少,而人工景观类型却在不断增加2,000年以后人工景观增加幅度最大,2010年人工景观类型面积是2000年的3.54倍。（3）胜利一号露天矿周边土壤质地正逐步由低湿化向中生化和砾石质化转变,草原景观类型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与1973年相比2,010年克氏针茅草原面积增加了14.22%,而羊草草原面积却降低了53.6%。（4）人工景观的增加使得矿区周边整个景观更趋于多样化,景观分布也趋于均匀,而景观优势度指数降低,景观斑块密度逐渐增大,最大斑块指数、平均斑块周长面积比、最近邻体距离、蔓延度指数逐渐减小,景观斑块趋于小型化,使景观异质性增加,景观破碎化加大。（5）人工景观的增加使草原景观内部的多样性和均匀度正在遭受破坏;而且随着草原景观中克氏针茅草原面积的不断增加,草原景观的优势度指数不断增加。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以渭干河流域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关键问题之一。文章构建了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内容与流程,并以渭干河流域为例,计算了流域上下游生态损益、 居民支付意愿和综合成本,分别作为补偿的最高、 最低和参考标准。结果表明:2007年上游应获得的最高补偿标准为24.83×10⁸元,最低标准为2 443.46×10⁴元,参考标准为6.7×10⁸元。下游各县作为受益者,应支付的补偿额为:库车为818.51×10⁴~28 096.3×10⁴元,补偿参考标准19 927.61×10⁴元;沙雅466.7×10⁴~64 179.1×10⁴元,补偿参考标准17 204.17×10⁴元;新和341.17×10⁴~155 988.7×10⁴元,补偿参考标准为29 998.71×10⁴元。不同补偿标准对流域农牧民福祉产生较大影响,按照参考标准的8.67%进行补偿,就可使上游居民尤其是水源涵养区的农牧民收入水平可有较大程度的提高,达到流域的平均收入水平。在讨论部分对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中面临的难题进行了分析。     

Multi-indicator assessment of water environment in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auditing

This study focused on a multi-indicator assessment methodology for 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auditing of water protection programs. The environmental status of Wuli Lake in China was assessed using the global indicators （driver-status-response） developed by the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four additional indicators proposed by the author： water quality, pollution load, aquatic ecosystem status, and lake sediment deposition. Various hydrological,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were used to estimate the values of the indicators for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status of the lake based on time series data sets for twenty years. The indicators proposed can be customized to meeting the needs for particular assessment of water protection programs. This method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grams and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audi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