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地区机动车污染现状与趋势

北京、广州和上海近10多年机动车保有量年均增长速率分别为16. 4 % ,16. 5 %和13.4 %,这些城市大约80 %的CO和40 %的NOx来 自于机动车排放。其结果是导致城区大气环境近10 a来NOx浓度逐年上升,己成为广州和北京等少数特大城市的首要污染物;街道大气环境 中NOx和CO日均浓度远远超过国家大气环境质量二级标准,其污染程度比城区整体环境更为严重;己存在严重的光化学烟雾污染,预测表明 城区未来大气环境中q浓度的高低取决于机动车的排放量。因此,我国城市地区大气污染正由煤烟型污染向机动车尾气污染转化。      

中国地表臭氧浓度估算及健康影响评估

在PM2.5浓度逐年下降的背景下,臭氧浓度不降反升,臭氧已成为中国暖季的主要污染物之一.基于大数据关联分析思路,构建并开发了极限梯度提升(XGBoost)臭氧浓度估算模型,用以估算2019年中国每日最大8 h平均臭氧浓度(O3_8h),用于人类暴露评估.该模型输入地面监测站点数据、高分辨率遥感卫星数据、气象数据、排放清...     

Population Consequences of Environmental Sex Reversal

Abstract:  When sex determination in a species is predominantly genetic but environmentally reversible, exposure to (anthropogenic)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can lead to shifts in a population's sex ratio. Such scenarios may be common in many fishes and amphibians, yet their ramifications remain largely unexplored. We used a simple model to study the (short-term) population consequences of environmental sex reversal (ESR). We examined the effects on sex ratios, sex chromosome frequencies, and population growth and persistence after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 forces with feminizing or masculinizing tendencies. When environmental feminization was strong, X chromosomes were driven to extinction. Analogously, extinction of normally male-linked genetic factors (e.g., Y chromosomes) was caused by continuous environmental masculinization. Although moderate feminization was beneficial for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absence of large viability effect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ESR are generally negative in terms of population siz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sex chromosomes. Extreme sex ratios resulting from high rates of ESR also reduced 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s considerably. This may limit any evolutionary response to the deleterious effects of ESR.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ESR changes population growth and sex ratios in some counter-intuitive ways and can change the predominant factor in sex determination from genetic to fully environmental, often within only a few tens of generations. Populations that lose genetic sex determination may quickly go extinct if the environmental forces that cause sex reversal cease.     

ICZS-活性污泥新技术处理CTMP废水的研究

探讨了ＩＣＺｓ－活性污泥生物系统在控制污泥膨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及其处理效果。３个月的实验结果表明：当ＩＣＺｓ预反应段的条件控制在溶解氧小于０．０６ｍｇ／Ｌ,ｐＨ为７－７．６时,该生物系统能够有效控制污泥膨胀。ＩＣＺｓ－活性污泥生物系统具有高效去除污染物的能力。ＢＯＤ５,ＣＯＤ和ＴＳＳ总去除率的平均值分别高于９７％,８０％及９０％,其中仅ＩＣＺｓ段在预处理时间为２０ｍｉｎ时就能去除４９．０％－６２．     

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与东北经济增长

近些年来,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增速的迅速下滑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流失局面也在加速发展,为探究二者间的联系,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选择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迁移的视角切入,利用扩展的索洛模型推导了各变量与人均资本、人均产出间的关系。并通过对地级市面板数据的一阶系统广义矩估计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等变量对东北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经济增长对人口迁移的反作用,利用交叉项分析探讨了人口因素对东北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差异化影响。实证发现:1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东北经济增长成正相关,而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净迁出均对东北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2相较于一般性的人口流动,户籍人口的净迁出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更突出;3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迁移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产生的影响会有所差异;4东北经济增长存在惯性且符合区域增长收敛理论;5投资率与劳动力参与率这两个变量则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6经济增长也对人口迁移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1东北地区应及时科学综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开发老龄人力资源,调整人口政策,平衡地区间养老压力,发展老龄产业;2东北地区应控制人口流失局面,放宽户籍限制,加快国企改革,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与制度环境,留住人才。     

北京市人口动态模拟与政策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规模不断膨胀,超过1 000万的超大城市不断涌现,城市人口规模过大、增长过快以及带来的城市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北京作为一个人口超过2 000万的超大城市,不仅具有超大城市的一般特征,而且具有首都所在城市的特点。本文在厘清北京人口增长机制的基础上,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通过政策模拟,考察不同政策导向对未来北京市人口增长趋势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如果保持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按当前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发展,未来北京人口规模将持续快速增长,到2030年将突破3 000万人,2050年将接近5 000万人,城市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2单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调控人口作用有限。3适当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有效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挤出大量的低端劳动力,人口调控效果明显。4户籍制度的适度放开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来人口规模,但对人口总量的减少并没有起到作用。5与单纯采用一种政策调整相比,多种调控政策并举调控人口的效果更佳。由此得到以下几点启示:首先,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功能定位,决不能搞"大而全"和千城一面,尤其不能将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和总量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甚至唯一目标,不顾后果和不择手段地追求GDP。否则城市人口规模的无序扩大就很难避免,也很难治理。对于北京而言,发挥其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以及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功能,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才有利于人口的有序发展。另外,政府在人口调控方面必须有所作为,但也不能对人口调控进行大包大揽,取代市场。政府要顺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顺势而为,出台相应的系列综合性调控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对人口调控起到更好的效果。     

经济波动与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研究

城镇化对经济波动具有重要影响,过快和过慢均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我国经济新常态客观上要求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关键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科学控制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以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确定最优城镇化规则,诊断当前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可为落实新型城镇化,稳定宏观经济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建立了附加城镇化变量的后顾型宏观经济模型,利用最优控制理论求解基于宏观经济波动最小化的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决定规则,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城镇化速度主要对宏观总需求产生影响,而土地城镇化速度既影响总需求也影响总供给;最优城镇化速度规则对总产出缺口负反馈,对通胀缺口正反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模拟了1990-2013年间最优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水平以及相应的总产出和通胀波动情况,模拟结果显示: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具有逆经济周期的特征,为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经济过度繁荣时城镇化应减速,经济衰退时应加速城镇化,我国历史上城镇化速度和水平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会小幅度降低城镇化进程和总产出的平滑性,但会大幅度抑制通胀波动,总体来看使总福利损失下降约三分之一;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超前速度过快,土地城镇化水平偏低速度过慢。建议"十三五"期间,政府应该根据宏观经济波动情况适当控制人口城镇化速度,加快推进土地城镇化,提高土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同时应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促进最优城镇化规则发挥其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功能。     

中国城镇化加速阶段中期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程度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是否协调在过去几年倍受关注。选择了我国城镇化加速阶段中期(1996~2006年)这一时间段,通过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采用离差系数模型对这10 a间我国各省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的协调性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1)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总体失调,土地城镇化超前;(2)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程度区域差异明显,不同发展阶段的省份表现出来的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增长速度及其协调程度不一样;(3)各省份应根据自身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阶段,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当前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适应转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实证研究及其政策意涵

本文基于南开大学"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并与老生代流动人口的情况进行比较。发现经济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与之不同的是,职业类型、家庭人均月收入、住房公积金等代表经济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而且,信用卡消费、人均居住面积、居住质量、对城市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流入地亲人数、朋友中的本地人数量、日常生活中与本地人的交往频繁程度等代表社会适应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是,这些社会适应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则较为有限。由此可见,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相对于老生代流动人口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由经济吸引向社会适应转化。具体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社会适应因素体现在消费方式、居住环境、情感纽带、社会融入、城市评价等五个方面。因此,可以通过增进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从而提高其定居意愿。     

基于适度人口容量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研究——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

生态文明城市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的最佳方式。适度的人口容量、科学的城市规划和有效的城市治理是避免和减轻城市病的根本途径。本文从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跨学科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适度人口容量,人口流动和城乡均衡发展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路径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根据土地功能定位和主体功能区定位,分别测算了惠州市的适度人口容量;基于人口自然变动和人口机械变动的趋势,预测了惠州市未来人口发展状况。研究发现,惠州市常住人口已略微超过基于土地功能定位测算的适度人口容量,但基于主体功能定位的人口密度模型测算表明,惠州市未来人口发展规模远低于适度人口容量,进而从总体上剖析了惠州市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中适度人口容量和人口均衡发展方面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原因。由此,揭示出生态文明城市的创建,必须基于人口承载力,走动态规划调控路子,协同推进经济建设、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环境优化和制度改革,真正地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公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