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分析法在高层学生公寓火灾危险性评价中的应用

分析高层学生公寓的消防安全特点及其火灾发生危害性,评述现有的高层建筑火灾风险评价方法;在现有的评价方法的基础上,从人员因素、建筑物属性、安全疏散设施、报警与灭火系统、防火与防烟系统、建筑物内电气因素和消防安全管理7个方面综合考虑,建立了高层学生公寓的建筑火灾危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对高层学生公寓火灾危险性进行分析,确定其评价指标体系中各层次各指标的权重;分析结果表明:消防安全教育与培训是学生公寓火灾危险评价指标体系中最重要的因素。加强和改进高层学生公寓消防安全管理,对预防或减少高层学生公寓火灾具有现实指导价值。     

地震灾害综合应急能力评估研究

汶川大地震在给我国带来巨大的悲痛和损失的同时,也检验了我国政府的突发事件应急能力。此次抗震救灾凸显出我国地震灾害应急能力存在的一些不足。建立“突发事件综合应急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目的是为了评估政府的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以评促建。地震灾害由于其不同于其它突发事件的特性,其应急管理也有其特定的内容。现以地震灾害特征为标准,选取13个省市为样本,套用已有评估指标体系,分析和评估我国地震灾害应急能力。研究认为,我国应加强地震灾害应急能力建设,同时认为已有评估指标体系能满足使用要求。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有毒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程度分级指标研究

我国目前职业危害形势依然严峻,急、慢性职业中毒案例时有发生。对可能引起急、慢性职业中毒的有毒作业场所,按照其职业危害严重程度实施分级、分重点监管,成为我国职业危害监管工作需要解决的迫切需求。实施有毒作业场所分级监管的关键,是确定合理的分级指标,从而将有毒作业场所区分开。本文应用层次分析法,对有毒作业场所的各项评价指标进行分析,并最终确定毒物浓度超标倍数作为最终的分级指标,从而为制定有毒作业场所分级标准,开展有毒作业场所分级监管提供科学的依据。     

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省份为例

高效能源利用是推动工业发展,进而促使城镇格局演化的重要催化剂,同时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对工业能源的消费结构和利用效率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必将影响到低碳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等生态责任目标的实现。选取2003—201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对城镇化率、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能源工业投资、工业总产值、城市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等影响工业能源消费的因素进行分析,重点研究城镇化率和工业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和相应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上海、浙江等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明显优于云南、贵州等中西部地区。云南和贵州2012年的城镇化率远远低于2003年上海、浙江的城镇化率,显示出长江上游和下游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水平差距。(2)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存在两个结构变化点,分别为36.9%和48.3%。(3)在第一个门槛点前,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起抑制作用,前期城镇化的发展导致资源和人口的集聚效应明显,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得到提升,从而抑制工业能源消费。在越过第二个门槛点后,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起正向作用,此时工业的发展和生活消费水准的提升对能源消费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最后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和工业低碳化的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建议:加快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份联动发展,缩小城镇化发展差异;针对城镇化率和工业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采取相应的措施引导和控制工业能源消费的变化趋势;协调城镇化进程和地区工业能源消耗,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中国新克强指数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构建的克强指数已无法反映中国经济的全貌,如何客观地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更好地测度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本文根据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未来会更加关注就业、居民收入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的愿景,在原有克强指数的基础上,增加年末就业人员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就业和收入方面的指标,使用中国1995—2015年的相关数据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克强指数的修订版本即新克强指数,并将新克强指数与GDP增长率、克强指数进行了比较,发现新克强指数在反映中国经济波动和经济整体运行状态上有更为优良的性质。与GDP增长率相比,新克强指数克服了服务业比重提高带来的熨平效应,进而灵敏地反映中国经济波动情况,并对异常事件更加具有敏感性。相对于克强指数而言,新克强指数破除了因中国在第二产业上存在失衡性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波动的杠杆效应,降低了经济增长中的虚假成分,从而与中国经济运行的整体关联度更为密切。此外,相对于克强指数而言,新克强指数在反映经济景气方面有着较好的时效性与关联性。采用时差相关分析法对新克强指数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新克强指数在反映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对外贸易、通货膨胀等方面具有优势。研究表明:新克强指数是更适宜测度中国经济的多元评价指标,为测度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中国FDI环境效应的再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并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随着康菲石油渤海漏油事故、江苏启东王子造纸排污和阿玛尼污染投诉等涉外污染事件报道频出,学术界对于FDI涌入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表现出一定担忧。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整体层面的FDI环境效应检验,而对其区域差异及原因产生机制的系统探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从理论判断和命题推演出发,利用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改进熵值法拟合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构建普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FDI流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污染光环"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即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环境质量,但不同地区FDI的环境效应有所不同,其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具有显著的"污染光环"效应,且前者强于后者,而沿边地区FDI具有不明显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造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系统考察了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4种主要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门槛回归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越明显,而适度的环境规制才更有利于FDI环境技术溢出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全方位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如既往地积极引进并监督FDI;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认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取差异化的引资政策。     

基于混合指标值TODIM方法的东营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在当今各种"城市病"频发的背景下,研究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不仅有利于协调城市发展与城市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矛盾,而且对于指导城市建设规划编制,监控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论文在原有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基于混合指标值的TODIM方法评价东营市2007—2013年间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并分析活力、组成结构、恢复力、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及生态系统认知的构成指标对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影响。为了避免主观判断对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不确定性,文章采用兼顾客观信息和主观信息的组合权重赋权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根据东营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的特性和数据特点,建立了混合多属性决策TODIM方法的数学模型;采用扩展的TODIM方法对东营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评价,并分析了各个指标在城市生态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表明:(1)东营市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一直向好,由脆弱状态逐渐过渡到亚健康状态,但是生态状况仍然不容乐观,距离健康状态仍有较大的差距;(2)环保投入力度不足、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产业结构仍不完善、建成区人口密度过高等成为制约东营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中国耕地非农化压力时空格局的演变分析

社会经济和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导致耕地非农化压力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开展耕地非农化压力测算并揭示其时空格局演变,是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4个方面构建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继而计算1990~2014年中国31省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耕地非农化压力的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1)从空间格局分布来看,中国耕地非农化压力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地理梯度,总体上呈现从东到西依次递减的态势。(2)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不同地区各省份之间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变化呈现多元化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山东、浙江、江苏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处于上升阶段,上海、福建的压力指数变化趋势逐渐趋稳,广东的压力指数呈现下降趋势。中部地区,河南、河北、山西、江西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趋稳,陕西、湖北以及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省份的压力指数呈上升趋势。西部沿边3省(云南、西藏、新疆)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呈现了一致的下降趋势。(3)从时空格局结合来看,耕地非农化压力不同的省份其变化趋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在耕地非农化压力较大的地区,耕地非农化经历了从制度驱动向发展推动的阶段,经济增长的倒"U"型轨迹明显,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之间的关系逐渐脱钩。在耕地非农化压力居中或较小的地区,产业发展滞后,土地比较收益较低,耕地的社会保障作用、生态作用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较大,从而增加了部分省份的耕地非农化压力。     

1961~2015年西南地区降水及洪涝指数空间分布特征

利用西南地区98个气象站连续完整的日降水序列数据,整合降水强度、持续性指数及等级指数形成降水指数体系并研究该区域降水及洪涝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 1961~2015年,西南地区年降水量（PRCPTOT）与极端降水量（R95PTOT）都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分布形态;持续降水日数（CWD）则表现为“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区域多年平 均PRCPTOT、R95PTOT、CWD分别以-13.12 mm/10 a、1.34 mm/10 a、-0.29 d/10 a的速率变化。（2）西南地区不同等级降水日数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均呈现出“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分布形态。（3）西南地区洪涝强度指数呈由东北向西南递减的分布特征;降水总量越多的地区,洪涝强度反而越低,主要由于单站洪涝强度表征的是降水的波动情况,降水量越多波动越不明显。21世纪以来,该 地区洪涝等级以重级为主,2010年以来连续多年出现特重级洪涝。此外,洪涝强度越大,区域性年度灾害等级越高。该研究对于掌握西南地区极端气候变化规律,从而服务于防灾减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A study on genotoxicity of textile dyeing industry effluents from Rajshahi,Bangladesh, by the Allium cepa test

Textile dye effluents are believed to be toxic as they might exert various harmful effects on living organisms including genotoxicity. These effluent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direct and continuous input of pollutants into the aquatic ecosystems. In this study, dye effluents from a local silk dyeing industry were analysed for their genotoxic potential by the Allium cepa genotoxicity test. The A. cepa test is characterised as a genotoxicity test where the roots of A. cepa are grown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he test material. The macroscopic results clearly showed that the toxicity of the dye effluents prompted A. cepa root growth inhibition, and this effect increased with higher concentrations of the effluents. At the cellular level, no dividing cells were found at higher concentrations such as 60%, 80% and 100% of the effluents. However, at a lower concentration of 20%, dividing cells were identified, although the mitotic index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Microscopic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ye effluents induced chromosomal aberrations at significant levels. 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textile dyeing industry effluents are toxic to eukaryotic cells and these dyes have genotoxic properties that can potentially lead to cancer development and adverse health cond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