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water security, sustainability, and the water-food-energy-climate nexus

The role of water security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 the nexus of water, food, energy and climate interactions is examined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definition of water security offered by Grey and Sadoff. Much about the notion of security has to do with the presumption of scarcity in the resources required to meet human needs. The treatment of scarcity in mainstream economics is in turn examined, therefore, in relation to how each of us as individuals reconciles means with ends, a procedure at the core of the idea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Grey-Sadoff definition, attaining water security amounts to achieving basic, single-sector water development as a precursor of more general, self-sustaining, multi-sectoral development.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way in which water is treated as “first among equals”, i.e. privileged, in thinking about what is key in achieving security around the nexus of water, food, energy and climate. Cities, of course, are locations where demands for these multiple resource-energy flows are increasingly being generated. The paper discusses two important facets of security, i.e., diversity of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services (such as sanitation) and resilience in the behavior of coupled human-built-natural systems. Eight quasi-operational principles, by which to gauge nexus security with respect to city buildings and infrastructure, are developed.     

南通市城镇空间结构研究

南通市城镇空间结构演变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及发展历史,但综合经济实力欠缺是造成中心城市规模偏小、城镇空间发展不平衡以及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根本原因。因而完善南通城镇空间结构的策略应该是走多元化城镇化发展道路,加快城镇建设步伐。通过户籍登记制度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优先发展基础设施,优化空间产业布局和城镇空间布局,逐步形成一个层次合理、布局科学的城镇体系,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奠定基础。     

江苏省沿江市(县)利用外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江苏省沿江36个市 (县)90年代以来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标准差与变差系数的分析,揭示出这一区域在实际利用外资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各市（县）的差距存在着阶段性的变化;并由区域空间增长的差异,得出苏州市、无锡市地区和南京市两大投资核心的形成和分散的趋势。同时,主要借助于定量分析方法,研究表明,此区域实际利用外资额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特性主要归结于各市（县）的投资环境的地域差异,特别是各市（县）的一般性的经济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而这正成为了江苏省沿江市（县）改善投资环境的重点。     

贵阳市不同空间高度灰尘和重金属沉降通量

采集贵阳市不同空间高度灰尘样品,分析灰尘及其中常量元素Ca和Fe、微量有害重金属Cd、Cr、Cu、Ni、Pb和Zn的沉降通量随空间高度的变化,通过引进灰尘沉降量,结合灰尘中微量有害重金属含量,采用单因子指数法和内梅罗综合指数法评价不同空间高度灰尘重金属导致的环境风险.结果表明:灰尘沉降通量随着楼层增高而减小;不同楼层灰尘元素含量变化差异不大,Fe、Cd、Cu、Ni、Pb元素含量在不同空间高度上随楼层增高而增大,而Cr和Zn元素是随着楼层增高而减小; 8种元素沉降通量分布总体趋势是随楼层的升高,沉降通量降低,尤以Ca、Cr和Zn表现最为明显;引进灰尘沉降量评价灰尘重金属导致的环境风险显示1~3层和7层环境风险较高,4~6层灰尘重金属导致的环境风险较低,Cd、Cu、Pb和Zn是主要风险元素.     

房地产市场促进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机理与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重要发展目标,其建设水平直接关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路径,房地产市场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化程度对于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因此,如何实现房地产市场与城镇化建设的同步和协调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从系统分析入手,通过综合指标建立"房地产市场—城镇化建设水平"系统(系统Ⅰ:房地产市场;系统Ⅱ:城镇化建设水平),运用熵值法进行评价指标权值的求取,进而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重点分析不同等级城市两个系统的运行成效、耦合阶段和协调趋势,以期强化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研究表明:1房地产销售价格、预期与信贷和人口流动是房地产市场作用于城镇化建设的主要渠道;2系统Ⅰ—房地产市场,序参量的空间规律表现为:三线城市二线城市一线城市;系统Ⅱ—城镇化建设水平,序参量的空间规律表现为: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3我国现阶段房地产市场和城镇化建设水平的耦合度还处于较低水平,且地区差异较大,耦合程度从大到小依次表现为: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一线城市;从协调度来看,整体表现为中度协调,但应注意北京市已表现为低度协调状态。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要限制一线城市"以速度为纲"的城镇化发展思路;二是依靠房价、信贷和户籍等政策约束引导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控制一线城市的体量;三是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落户,注重提升三线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     

供给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机制分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实现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消除过剩产能,提高有效供给,是经济新常态下维持经济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不仅面临着传统"城市病"的威胁,还面临着"资源诅咒"的困境,制度保障不足、产业刚性严重、要素创新低下已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大瓶颈。资源型城市迫切需要提升供给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解城市转型难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全面提升供给质量的角度,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新思路。文章首先结合宏观、中观、微观的整体分析思路,从制度供给、产业供给和要素供给三个层面分析了供给侧改革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驱动效用,有助于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产业结构体系和要素创新体系。其次,界定阐释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因子,主要包括:行政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制度等5个制度供给因子;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环境、区域产业差异等4个产业供给因子;人力资源水平、科技创新、资源供给、生态环境、资金供给等5个要素供给因子。最后,以制度改革为保障,要素创新为手段,产业转型为核心,构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综合机制,调控不同生命周期下不同层面影响因子的协同主导作用,实现制度、产业、要素三方供给要素的良性互动,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城市三位一体的转型,为顺利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     

关于资源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再城市化问题

我国资源性城市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衰退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对策。     

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

本文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两批低碳试点城市(共36个)为研究对象,基于其2005-2011年间的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数据总结其碳排放水平,从区域分布、经济水平和人口规模三个方面分析了全国范围内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通过"十一五"期间碳减排成效和"十二五"期间碳减排目标两个方面分析了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并推测了低碳试点城市2015年的碳排放水平。研究显示,"十一五"期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平均水平从东部到西部逐渐升高。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低碳试点城市中92%的城市的人均CO2排放高于全国水平。而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逐渐降低,人均CO2排放却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呈U型分布,其中大型城市的人均CO2排放水平最低。同时通过与同类地区对比分析,研究表明试点城市的低碳工作成效和减碳目标普遍优于同类地区。除直辖市外,32个低碳试点城市中28个城市2010-2011年单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和2015年单位GDP的CO2排放节能目标高于所在省份。在城镇化速度继续增加和经济总量保持上升的趋势下,到2015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虽然下降,但人均CO2水平仍呈上升趋势。我国的低碳试点城市建设任重道远。     

中国典型城市O3与前体物变化特征及相关性研究

为了解我国不同气候背景城市O₃污染及其与前体物的关系,选取北京市、沈阳市、银川市、成都市、南京市和广州市作为典型代表城市,基于这6个城市2014-2016年ρ（O₃）、ρ（NO₂）和ρ（CO）资料对O₃与其前体物质量浓度变化特征及二者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2014-2016年6个城市ρ（O₃）年均值大小顺序依次为南京市>沈阳市>北京市>银川市>成都市>广州市,ρ（NO₂）年均值大小顺序依次为北京市>成都市>南京市>沈阳市>广州市>银川市,ρ（CO）年均值大小顺序依次为北京市>银川市>成都市>沈阳市>南京市>广州市.2014-2016年除广州市ρ（O₃）下降、沈阳市变化不明显外,其他城市ρ（O₃）总体呈上升趋势;各城市ρ（NO₂）和ρ（CO）普遍呈下降趋势.②广州市ρ（O₃）夏季最高、春季最低,其他城市四季ρ（O₃）大小顺序依次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北京市、沈阳市和银川市四季ρ（NO₂）和ρ（CO）大小顺序依次为冬季>秋季>春季>夏季,成都市、广州市和南京市为冬季>春季>秋季>夏季.各城市ρ（O₃）和ρ（O_x）日变化呈单峰型,ρ（NO₂）和ρ（CO）日变化呈双峰型.③6个城市城区ρ（O₃）均低于清洁对照点,城区ρ（NO₂）和ρ（CO）均高于清洁对照点,并且城区与清洁对照点O₃及其前体物质量浓度差值随城市和月份变化存在一定的差异.④各城市ρ（O₃）与ρ（NO₂）和ρ（CO）均呈负相关,与ρ（O_x）呈显著正相关;城区ρ（O₃）与ρ（NO₂）和ρ（CO）的相关性均好于清洁对照点,清洁对照点ρ（O₃）与ρ（O_x）的相关性则好于城区.⑤各城市ρ（O₃）超标率随ρ（NO₂）和ρ（CO）的增加均呈先迅速上升再快速减小,之后缓慢变化的特征,但ρ（O₃）超标率峰值对应的ρ（NO₂）和ρ（CO）有所差异.研究显示,日照条件较好的银川市、北京市和沈阳市O₃与其前体物相关性较成都市、南京市和广州市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