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概念框架

综合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是以“发展中促转变,转变中谋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原则为指导原则,分析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两个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并根据西部地区当前经济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数量,通过政府适当干预,如区域规划、区内调整,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的绿色发展.该框架综合考虑了中国西部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特有挑战与机遇,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明确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友好、社会包容和内生增长”的绿色发展目标.最后,本文针对该绿色发展框架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提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是当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进程中最为迫切的需求,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和实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同时西部地区政府在省级和地方层面将保护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与区域扶贫开发相结合,加大对以提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为目的的各类工程的投入,强化区域绿色基础建设和生态服务供给,缓解西部地区贫困,提升区域绿色发展进程的速度和质量;开展财政体制机制改革,以提高各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各省发展需求与条件实施以生态城市为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模式,制定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在西部地区重点和限制开发区尤其是贫困集中和区域发展潜力较大地区,鼓励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绿色产业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制度创新以引导长期绿色发展.     

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探析

当前农户兼业的阶段性分化其本质是农户之间兼业进程的不统一,进而导致了严重的农村社会分化问题。本文利用江苏省苏北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当前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的现状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利用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的原因,得出了阻碍农户兼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结果显示,家庭人力资本稀缺是农户实现兼业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农户无法进行非农工作主要是受到家庭人口规模小、老龄化严重的限制,这一部分农户家庭生活水平低,面临严重的"贫困陷阱"。政府直接干预土地流转使部分农户被动退出了农业生产,形式上实现了农户兼业进程的统一,但损害了农户的土地权益,造成农村土地产权不稳定,降低了农户自发性退农倾向,妨碍了土地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实质上对农户兼业进程起到了阻碍作用。此外,由于土地承包经营证书对承包经营权权能、地块四至等信息界定不清晰,对农户兼业进程的发展没有刺激作用。综合以上结论可知,土地产权以及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是导致当前农户阶段性分化的主要原因。政府不应对农村土地市场进行直接干预,而应通过完善农村社保体系、扶持农户非农就业、加快新一轮土地确权发证工作以促进土地市场与农户兼业进程的发展,在市场机制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环境下合理实现土地的集中与农业规模经营。     

基于修正人力资本法的北京市空气污染物健康损失评价

本文运用修正人力资本法评估了2011年北京市空气污染导致过早死亡的经济损失。在剂量-反应模型建立上,新加入了温度、湿度和饮食模式三种自变量,并且采用样条平滑函数对变量数值进行前期处理,以增加计算结果的准确度。研究表明,北京市可吸入颗粒污染致死人数占空气污染物排放全部死亡人数的约60%,是城镇居民健康的最大威胁。2011年北京市空气污染物排放导致的健康损害经济价值为60 394.55万元,其中,心血管疾病潜在寿命损失值为42 683.09万元,呼吸系统疾病潜在寿命损失值为17 711.46万元。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是北京市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由此造成的健康损失值也最高;延庆、怀柔、密云地区受污染情况及造成的健康经济损失相对最低。老年人是构成心血管疾病早逝健康损失的主要人群,儿童是构成呼吸系统疾病的早逝健康损失的主要人群。为有效减轻大气污染物对北京市居民健康威胁,本文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效能的彰显:激励与约束

人力资本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和最特殊的要素，它的激励与约束问题极为精巧、复杂．本文通过对人力资本激励与约束问题的考察，结合我国体制内企业运营的实践，初步探讨了人力资本激励与约束的机制．     

快速城市化对农村环境整治的影响和挑战研究

近年来中国农村环境整治力度不断加大,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当前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人口和其他资源要素在城乡的大规模快速迁移,对农村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导致农村环境整治面临综合成本高、人力资本匮乏和社会资本涣散等诸多难题.为此,简单将城市环境治理的思路延续到农村地区,即以重工程技术轻治理机制、多部门投入缺乏有机整合以及政府包揽过多等为主要特征,很难真正发挥作用.需要站在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农村环境整治与经济发展、社区振兴三位一体、系统推进.     

关于未来中国劳动力是否短缺的一个证明

迅速发生的人口转变现象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经济增长同样受到人口转变的影响.本文以1978-2004年为样本区间.按照2010、2020、2030年劳动力人口预测数,对未来经济增长的4种路径分别进行模拟.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内在源泉.我们发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的技术进步、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制度变迁等其他因素,都会降低人口转变对未来经济增长可能的影响.由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太可能对中国未来年均经济增长7.2%的目标构成较大瓶颈.而有可能的瓶颈应该是资本存羹能否继续维持目前这种高速增长、低效利用的状态.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我们急需改变对资本投入的过度依赖.发挥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的力量,以减缓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基于全国28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讨论了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主要研究结论为：（1）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可以显著降低环境污染;（2）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协同作用,在人力资本的影响下,技术创新显现出明确的减污效应,同时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也显现出明确的减污效应;（3）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跨越各自的门槛值后,二者的协同效应会增强,减污效果更明显;（4）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通过“产业清洁效应”、“外资清洁效应”和“金融清洁效应”3类中介途径实现的。研究结论为我国环境污染的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区域农村人力资本的估算及其时空特征

本文运用教育年限累积收益率方法估算了1997-2007年间我国分区域的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并以此为基础从空间、时间和时空综合的维度分析了其特征.具体结论主要有: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呈现明显的自东向西逐次递降态势;高、中、初等水平的人力资本所占比重呈"梨形"分布状态;从整体上看,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区域差距在考察期间呈现出明显的缩小趋势;东部地区内的省域除福建外均属于高水平-高增长的"目标模式"和高水平-低增长的"马太模式",长期之中其分布状态可能发生的改变主要为两种既有模式的内部交流;中部地区内的省域较为集中于"马太模式",其未来有向低水平-低增长的"纳克斯模式"扩散的可能趋势;西部地区内的省域主要集中于"纳克斯模式"和低水平-高增长的"成长模式",其未来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即"成长模式"中的省域逐步实现向"目标模式"的演进,而"纳克斯模式"中的省域仍旧在低点徘徊.     

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当前教育投资结构中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的问题突显。本文在索洛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内,引入教育投资结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变量进行研究。研究采用1998-2005年间的分省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教育投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中职业教育投资占整个教育投资的比例越大,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因此,应增加职业教育的政府和社会投入、提高职业教育效率。     

中国人力资本总效应被低估了吗?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包括产出效应、创新效应、吸收效应和互补效应,绝大多数文献对各类效应的存在性进行了检验,但是由于各自研究视角过于片面,导致许多截然相反的结论无从评判,若能建立一个融合性的实证框架,以进一步验证以往结论的可靠性,将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本文借鉴Benhabib和Spiegel(2005)和MRW(1992)增长回归框架,将新古典、新增长以及Nelson-Phelps技术追赶理论融合在一个实证模型中,利用中国1990-2011年分省份面板数据,运用FGLS估计方法检验人力资本各类效应的存在性,以准确评判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地位,并通过考察人力资本各效应的空间差异,间接回答人力资本对地区差距变化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总效应显著为正,其中,人力资本互补效应最大、创新效应与产出效应次之,但对国内外技术溢出的吸收效应显著为负,说明如果没有全面考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那么人力资本总效应将会被低估,但由于吸收效应的负面影响,被低估的程度没有达到理论预期。此外,非东部各类人力资本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发挥程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为此我们提出应实施"以技术调整人力资本"赶超战略,以提升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