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灾难年2007

2007年是历史上的灾难年。由于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我国多个省市发生了各种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泥石流、滑坡、飓风等,尤其是洪涝灾害,经济损失惨重。另有朝鲜、缅甸以及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也成了一片泽国;就连美国也未幸免于洪灾。现简述如下。     

2015年全球环境十大热点事件

一、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巴黎气候协定》2015年12月12日,19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代表在法国巴黎达成了历史性协议即《巴黎气候协定》,确定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的目标,并提出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协定是继1997年制定的《京都议定书》之后,     

后巴黎时代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的构建

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是串联全球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纽带,也是通过国际合作实现"2℃"乃至"1.5℃"温控目标的关键支撑。多年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是否依据历史责任划分履约义务上存在根本分歧,公约资金机制面临多渠道并行、运行规则多样化、资金使用分散、运行效率偏低、绩效评估欠缺等问题。本文对气候变化公约缔结20余年来各资金机制的产生和运行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其存在的不足以及在全球气候融资体系中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剖析;并基于《巴黎协定》资金案文描述和履约要求,围绕气候资金从筹集到最终绩效产出全过程,就如何构建未来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进行了统筹规划和设计。在机制建设层面,通过出资分摊机制以及公约下集中式管理平台的构建,确保气候资金的充足性、可预见性以及对公约的责任性;在运行操作层面,通过各渠道重点业务领域及国别资金分配体系的优化,推动气候资金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在资金使用层面,通过受援国气候资金统一管理实体和监督评估体系的建立,提高气候资金的国家主导性和环境效益。未来,公约资金机制仍将是全球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主要渠道,在《巴黎协定》达成、绿色气候基金正式运行、国际气候制度重新构建的背景下,利用资金机制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公约义务,切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对确保公约各要素的全面性和平衡性,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开展,强化发展中国家集团统一立场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生命周期评价的比较研究

生命周期评价理论与方法作为一种量化环境影响的工具,在诸多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垃圾处理领域,生命周期评价最早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应用。生命周期评价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有效结合,将促进城市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的实现。总结了生命周期评价理论与方法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中的应用现状。对国内不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环境影响因子进行比较分析,诸如全球变暖潜力、酸化潜力和富营养化潜力等因子。针对其目标范围定义、数据收集、评价方法的选择、结果解释及工艺改进等方面指出了目前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并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生命周期评价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国际对华投资热衷环保领域的喜与忧

近期,国际对华投资空前一致地转向了环保领域。这一现象把资金与环保捆绑在一起,冲击了人们的视线。 在国际对华投资大幅增长无望的情况下,众多资金输出国却对中国的环保市场投注了极大热情。这些资金的注入将有助于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还将有助于全球环境的改善。但是很显然,国际对华环保投资也是跨国环保集团占领中国市场的一种策略。就这一点,引起了分析人士的担忧。     

悄然退变的祁连山

由于全球气候的变暖和日益加剧的人为活动影响,祁连山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正在快速恶化。冰川退缩。雪线上升,森林和植被减少,动植物资源正面临重重危机……山系生态全面退化祁连山海拔3000—5000米,主峰团结峰海拔5826．8米。山系海拔4300米以上均终年积雪,并分布有2860条     

典型新污染物治理国际经验研究——以《斯德哥尔摩公约》管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为例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是一类典型的新污染物,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对POPs治理进行探索,逐渐形成一套针对有毒有害化学品的管理体系。首先结合《斯德哥尔摩公约》,梳理美国、日本、加拿大、部分欧洲国家等典型发达国家POPs治理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欧洲针对POPs治理形成的国家—欧盟—国际三级法律体系;其次基于风险控制理念提出了以POPs为代表的具有PBT特性(持久性、生物蓄积性和毒性)的有毒有害化学品管控先进国际经验和对重点化学品进行识别、筛选、评估、管控的优先性策略;为促进我国新污染物治理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履约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理论、框架与中国应对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科学家提出地球工程的概念,探讨通过超常规的大规模工程技术手段改变气候系统的可能性,成为气候变化领域研究的新热点。地球工程是诸多复杂技术方案的总称,根据不同作用机理,将其分为太阳辐射管理(SRM)和碳移除(CDR)两大类。地球工程在降低地球平均温度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引发全球治理的难题。面对影响人类共同利益的未知领域,各国纷纷启动相关研究项目,陆续开展多领域科学评估,且部分CDR项目已经开展商业化示范,地球工程全球治理的实践也拉开帷幕。地球工程影响的全球性、外部性决定了其治理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其综合影响的复杂广泛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治理是一个跨领域、多平台、多主体、多层次的治理体系,而其特殊的经济学属性使得全球治理面临着供给方案、两难选择、道德风险、区域和代际公平等诸多的困境和挑战。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框架需要明确原则、对象、目标、主体、平台、制度和机制等基本要素,需要在现有机制基础上,建立联合国框架下的多平台协同治理机制,以科学共识推动政治进程,并把握关键时间节点。面对地球工程议题,中国应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在正确认识其风险特性的基础上,科学地将其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大框架,并坚持多边主义立场,深度参与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及地位对产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结合目前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背景,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引入新的交互项对模型进行创新,从而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我国产业碳生产率之间的内在关系做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首先从技术创新效应、结构升级效应、环境规制效应和低端锁定效应等四个维度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嵌入地位对产业碳生产率的内在影响机制,然后通过匹配TIVA数据库进行全球价值链(GVC)的测度,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地位对中国产业碳生产率具有不同的差异性影响。总体而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会显著促进产业碳生产率,而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则与我国工业碳生产率呈显著负向关系。第二,全球价值链嵌入不仅直接影响碳生产率,而且通过技术创新等交互效应间接影响碳生产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地位显著抑制了技术研发对产业碳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目前阶段提升环境规制的强度会降低嵌入程度对中国工业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价值链嵌入会显著促进中国产业碳生产率。研究认为:在目前阶段我国需要继续加深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同时应鼓励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为此,需要调整好环境规制的强度,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向低碳清洁化升级;不断加快科技创新力度,尽量提升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前向参与,以利于我国产业碳生产率的跃迁。     

气候工程国际法的框架——以平流层太阳辐射管理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气候工程(也称“地球工程”)有潜力通过大规模、集中高效的方式减轻温升过高对气候系统和环境的负面影响。平流层太阳辐射管理在所有气候工程技术中最具备大规模实施的可行性,但其对环境和气候系统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引起的“道德风险”以及对气候公平造成的威胁也引起最多争议。就实然法而言,国际法可以从三个方面回应上述争议:第一,预防或控制该技术可能造成的重大环境损害;第二,在对该技术可能造成的环境和气候影响没有确定科学依据的情况下谨慎发展该技术,并防范可能产生的重大或不可逆风险;第三,应对该技术因负面环境影响不均衡而产生的国家间和代际气候公平问题。就应然法而言,未来短期治理应以规范科学研究及科学家行为为主,以灵活的规制形式促进对人类和自然环境有益的气候工程相关科学研究;中长期的治理结构应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为主要平台,辅以其他具有适用性的公约,着重发展该技术的环境影响评价和风险预防机制,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气候脆弱国家全面参与气候地球工程的商议程序和决策过程。中国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应当积极参与太阳辐射管理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多边主义治理,明确该技术在中国未来气候政策中的非主导地位,并强调制定该技术的国际治理规则时应充分考量气候公平问题。中国还应当就本国太阳辐射管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气候公约》附属机构SBSTA积极进行信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