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监理——天津市大港区的探索

环境保护包括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两大方面 ,目前 ,在污染源治理取得明显效果 ,生态环境遭受不同程度破坏的情况下 ,实施生态环境监理势在必行。大港区环保局就生态环境监理开展了探索性的工作。     

满洲里市景观生态修复与重建

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满洲里市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其基本景观型包括城镇、水域、垦殖地和矿区景观。根据各类景观破坏的原因和现状,将产业生态学与流域生态学的原理相结合,提出重建、修复的措施或对策。     

植物根圈污染生态研究进展

阐述了植物根圈的概念 ,根圈三大结构主成份是 (1)植物根系 ,(2 )微生物 ,(3)土壤或水等 ,并从它们的相互关系出发讨论了国内外有关根圈污染生态的研究情况 ,同时提出了根圈污染生态的研究前景和意义。     

陇南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和生态重建战略研究

陇南长江流域大多地处嘉陵江上游的源头地区,是一个资源较为富集但经济相对落后、生态环境脆弱且人口压力较大的丘陵山区。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着眼世纪之交摆脱贫困与奔向小康转换时期经济发展和生态重建的协调演进,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是立足山区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市场配置资源、培植支柱工业,商贸、旅游并举、突出第三产业、强化基础设计、增强发展后劲;空间结构重组的战略构想是重点发展东部经８济重心区、     

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种群遗传学考虑

生态恢复是生态科学的最终实验,从种群角度看,恢复的目标是使种群（尤其是优势种或建群种）到具有生长、繁殖和适应进化变化的能力。要达到这个目标,种群遗传学知识必不可少。遗传变异是物种适应变化环境的基础,而局部适应则是种群适应局部环境遗传分化的结果,它们在生态恢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分析了生态恢复过程中影响种群遗传变异因素,主要有取样误差和小种群效应（主要是瓶颈或建立者事件及其以后的近交和漂变等）,在进行     

基于双指标多等级的土壤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

采用土壤中重金属的全量和有效态双重指标,建立基于多等级综合评估的土壤中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将联合概率曲线法引入土壤评价模型,分析重金属暴露浓度与毒性数据的概率分布,考察重金属对土壤生物的毒害程度,从而确定土壤中重金属对于生态系统的风险。建立从简单到复杂的多等级综合评价方法,表征重金属的污染等级、浓度效应、多种重金属污染物的协同效应、不同重金属的毒性效应和土壤对不同重金属污染物的敏感性。选择典型地区采集有代表性的土壤样品,测定不同重金属的总量和有效态,验证评价模型的实用性和评价分级的合理性。旨在解决土壤重金属风险评价的方法学问题,为土壤环境质量管理提供支持。     

浅析新疆石油天然气开发企业生态文明建设途径

以推进油田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以塔里木油田公司为例,通过深入分析油田公司环境保护基础及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环境保护管理、质量、总量及风险防控等方面提出了油田生态文明建设途径,以落实国家及自治区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保障油田高质量发展。     

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及其异质性分析——基于TPB框架的实证研究

生态耕种对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升耕地保护成效和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江西省11市47县（区）1 48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指导下,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有89.85%的样本农户表示愿意采纳生态耕种,并对生态耕种的收益预期和推广预期维持在较高水平;（2）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生态耕种推广预期、生产交流、邻里效应、政策补贴和技术培训变量是影响农户采纳意愿的关键因素;（3）不同限定条件下,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其中收益预期、信息传播力度和技术培训对低推广预期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影响更强;风险预期越低,对缺乏交流农户的采纳意愿影响更大;邻里效应小的农户主要受信息传播力度和技术培训的影响;需要政策补贴的农户,生产交流越频繁,邻里效应越强,其采纳愿望更强烈;参加了培训的农户,影响其采纳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收益预期与信息传播力度。政府应在加强生态耕种宣传与推广、搭建农户生产交流平台、完善生态耕种补贴与激励政策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措施。     

基于碳减排目标的省域碳生态补偿研究

基于低碳社会背景和碳减排目标,通过构建生态补偿理论框架,设定补偿模式、衡量准则、标准和补偿系数,建立了省域横向碳生态补偿模型,并对各省份进行了量化实证。结果表明:(1) 2015年,各省(除云南外)碳排放均大于碳吸收量,净碳排放总量达274. 60×103万t;(2)碳排放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从东至西递减的态势,而各省碳汇是造成地均碳排放和建设用地地均碳排放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3)区内14省超出生态补偿阈值2 635. 30万t,以最适补偿水平需支付163. 00亿元,16省未达到生态补偿阈值,可获补偿91. 11亿元;(4)受经济发展水平、生态资源本底、碳排放目标强度等因素影响,生态补偿结果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空间同质,整体呈"东付西补"的分布状态。最后从构建以中央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建立碳收支账户和完善多样化补偿方式等角度对省域横向碳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提出了建议,以求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长江经济带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及驱动机制

推动生态—经济—社会(EES)系统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核心需求,通过构建EES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ESDA和面板数据模型,测度分析了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地级以上行政单元EES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EES系统协调发展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中度失调型占据发展类型主体,空间上形成"东北高、西南低"的发展格局,高协调区位于长三角及中西部省会等核心城市;(2)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等级化"特征,协调度由高到低呈"金字塔"型分布,呈"集群化"特征,城市群内城市协调度整体较高;协调度区域差异特征显著,下游优于中上游,沿江城市优于非沿江城市;(3)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现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热点区域H-H型集中,冷点区域L-L型较多,局域关联与冷热点空间格局总体表现出沿海优于内陆、下游优于中上游的分异特征;(4)EES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是EES子系统发展、自然区位、战略与政策、空间邻近效应等因素综合驱动形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