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九江城市集聚带发展与长江经济带中段开发

简要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中段武汉———九江城市集聚带发展的区位优势条件，带内城市体系结构和城市经济特征、探讨了带区城发展所特有的文化底蕴，提出了为推动城市集聚带及长江中游经济发展应首先解决的构筑城市地域空间新格局的设想。     

城市人口聚集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效应――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识别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人口聚集对空气污染产生的影响效应,利用2004—2018年25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Landscan全球人口动态统计数据、DMSP和Flint夜间灯光数据,构建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城市人口聚集度影响空气污染的集聚效应、蔓延效应及净效应。结果表明:(1)2005-2018年中国城市人口聚集度变动对空气污染造成的集聚效应略强于蔓延效应,集聚效应使城市空气污染水平降低26.67%,蔓延效应使环境污染水平上升24.66%,两者的综合作用使城市实际空气污染水平比“污染边界”低2.01%。(2)随着城市人口聚集度提高,集聚效应不断增强,蔓延效应则逐渐减弱,两种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反向联动性;城市人口聚集度跨越门槛值后,集聚效应超过蔓延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对空气污染的综合影响由“加重污染”转变为“减轻污染”,总体上城市人口聚集度提高有利于改善空气污染。(3)不同聚集类型城市的人口聚集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松散型和中低聚集型城市的蔓延效应仍占主导地位,高聚集型和聚合型城市的集聚效应发挥主导作用。(4)城市人口聚集度影响空气污染的净效应均值在不同年份变动不大,但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东部城市的净效应均值为正,而中部和西部城市的净效应均值为负。上述结论对于开展城市人口与空间管理具有启示意义,应从推动人口集聚、防止城市蔓延、合理规划城市功能布局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城市人口聚集度,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考虑集聚动态的效应与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基于创业资源与创业情景理论,结合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并充分考虑人口集聚具有动态性的特征,构建了人口集聚影响创业资源获取、创业机会需求以及创业环境保障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使用2008—2019年中国224个地级市市辖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引入历史建成区面积作为人口集聚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了人口集聚影响创业活跃度的直接效应与间接路径。结果表明:①人口集聚可以显著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控制人口集聚的内生性问题会避免低估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②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有显著的滞后效应,且滞后效应的有效时间边界为滞后三期。③人口集聚通过扩大城市市场需求和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创业活跃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按照城市规模等级分组进行拓展性分析显示:④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既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也没有显著的挤出效应。⑤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人口集聚指标分解发现中小城市的就业人口和建成区面积增量已经停滞不前甚至减少。基于以上结果,文章建议:①探索将创业支持政策作为基本公共服务,面向常住人口实现全覆盖。②继续引导人口向各级城市集聚,人口在城市中集聚有助于做大国内市场。③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要与人口集聚的速度和规模相适应,应当考虑适度超前于人口集聚的速度。     

产业集聚能否改善中国环境污染

本文借鉴Copeland-Taylor模型,构建一个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2004-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在产业集聚水平低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加剧环境污染;而在产业集聚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环境污染,"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环境规制并没有改善我国环境污染,且能源消费不是环境污染加剧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客观看待产业集聚在环境污染中的作用,动态处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在产业集聚水平发展过程中,应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对于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在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产业集聚水平的同时,选择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更加严厉的环境规制等政策组合,以改善环境污染,避免"先污染再治理";在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积极鼓励产业科技创新,优化产业集聚方向,引导向高端研发与设计等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发展;同时,在积极引资过程中,引导外资向清洁产业转移,注重引进具有环保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运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环保标准,实现引资与环保的双重目标。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成渝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北大核心

基于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协同创新现状,利用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2010—2019年时空面板数据,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构建面板空间计量模型,检验高技术产业专业化、多样化、竞争集聚3类集聚形式对协同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①成都、重庆、德阳、绵阳是成渝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核心区域,也是城市群的创新高地;成都、重庆以高技术全产业链多样化集聚模式为主,其他各市以专业化集聚模式为主。②成渝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不但有利于本城市创新,而且能够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推动城市群协同创新。③高技术产业竞争集聚有利于本城市创新,但会对城市群整体协同创新产生负向抑制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Moran’s I指数的京津冀地区PM2.5空间自相关分析

选取2014~2018年京津冀地区环境监测站点PM_2.5浓度观测数据,基于Moran's I指数,分析了该地区PM_2.5浓度的时空变化特征以及空间相关性。研究表明:2014~2018年京津冀地区PM_2.5浓度空间分布差异显著,2014年良、轻度、中度污染面积约占1/3,降至2018年以“良”为主;PM_2.5浓度空间分布北部、西部优于南部、东部地区,山区优于平原地区;PM_2.5浓度年平均值、IQR、Q1、Q3值及标准差均呈下降趋势,达到且接近于“良”以上程度的站点,从2014年2成增长至2018年8成;通过对历年及各月PM_2.5浓度全局Moran's I指数分析,I值(除7月外)均超过0.5,生成的P值均小于显著水平0.01,Z得分均超过了临界值2.58;年、月平均值均呈显著的集聚效应,年值集聚效应呈减弱趋势,月值集聚效应秋、冬季大于春、夏季,空间集聚效应与污染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历年、各月H-H集聚主要出现在京津冀南部地区,L-L集聚主要出现在北部地区。京津冀地区PM_2.5浓度值分布存在空间异质性,主要影响因素为地理、气候和经济环境。     

广东省粮食供需时空格局

粮食供需差真实反映粮食供需的状况,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有着重要意义.研究以广东省为例,利用1994-2009年粮食生产及常住人口数据,构建空间集聚-扩散度和贡献指标,分析粮食供需差的空间分异,并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探析城市化与粮食供需差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994-2009年,广东省的粮食供需差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和扩散的特征,粮食短缺从局部现象转变为普遍现象;21个地级市的粮食供需差趋于平稳、缓慢增长,且增长差异呈现变小的趋势.主导粮食需求和高贡献率地级市的空间分布特征分别是集聚→扩散→集聚与扩散;粮食供需差贡献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可以将所有的地级市划分为高增长指数、高贡献率,高增长指数、低贡献率,低增长指数、高贡献率,低增长指数、低贡献率4种不同的类型;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在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将直接引起人均粮食供需差的变大.     

通风状态下综合管廊燃气管道小孔泄漏扩散模拟研究

为揭示多因素影响下的综合管廊复杂受限空间燃气随时间的扩散集聚特性，利用Fluent软件模拟常态机械通风下不同泄漏口朝向、泄漏口位置、管道压力、泄漏口孔径及形状的燃气浓度分布特性。结果表明：泄漏口朝向对泄漏甲烷初期分布具有重要影响，泄漏口竖直向上、泄漏口竖直向下朝向泄漏甲烷主要分布于管廊中上部区域；泄漏朝向壁面水平距离较远一侧、泄漏朝向壁面水平距离较近一侧泄漏甲烷主要分布于管廊中下部区域；泄漏报警触发时间随泄漏口朝向呈非对称分布，报警触发时间从短到长依次为泄漏口竖直向上、泄漏口竖直向下、泄漏朝向壁面水平距离较近一侧、泄漏朝向壁面水平距离较远一侧，泄漏朝向壁面水平距离较远一侧为廊内最不利泄漏口朝向。综合管廊顶部进风口存在通风滞速区，当泄漏口处于滞速区时泄漏甲烷聚积并达到爆炸极限；泄漏口坐标与廊内泄漏甲烷分布广度呈负相关，泄漏点在滞速区附近为最不利泄漏口位置。泄漏口孔径和管道压力与燃气泄漏量、扩散范围均呈正相关，与报警时间均呈负相关。条缝型泄漏口的泄漏甲烷扩散能力弱于圆形泄漏口，在泄漏口上风处甲烷质量分数高于圆形泄漏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