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如何处理好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效益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该文利用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通过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和超效率SBM模型对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和生态效率进行测算,试图揭示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1）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逐步递增趋势,增长幅度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2）生态效率逐年增加,增长幅度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3）2016年,7个（23%）省市达到协调发展类,4个（14%）省市属于濒临失调类;19个（63%）省市属于失调衰退类。其中,上海和宁夏属于生态效率滞后型,其他省市均属于土地集约利用滞后型。此外,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有较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但集聚程度逐渐减弱,空间分异愈加明显。     

长江经济带知识产权空间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性研究

区域创新能力差异与协调性的研究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知识产权资源是创新发展的基础,知识产权区域布局更是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该文构建知识产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空间自相关、象限法以及耦合协调度等研究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知识产权区域布局及空间演化,并与经济发展进行耦合关系的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的知识产权资源快速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布局特征;东部的长三角地区是知识产权发展水平较好同时较为均衡的区域;整体上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具有较好的耦合关系,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多数城市的知识产权布局仍略为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创新驱动仍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1992～2004年西安市环境经济发展协调度分析

环境与经济相协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文章在总结近10年来国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综合的环境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度概念及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利用西安市的统计数据,测算了1992～2004年西安市环境经济发展的协调度。结果表明,西安市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较低,城市环境管理工作的绩效很不稳定,需要得到加强和改进。     

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耦合特征及高质量发展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解决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矛盾问题的战略举措和基本路径。重构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析框架,运用CRITIC—熵权法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了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时空格局、同步发展情况、耦合协调特征及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区域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别以共享性、资源环境治理能力为主要驱动力;两者的空间匹配度较高,下游“双同步”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滞后”类型居多,中上游分别以“区域发展滞后”和“双滞后”类型为主。(2)耦合协调度呈低水平上升态势,空间上下游和中上游分别为空间扩散、集中特征;等级演进表现出稳定性特征,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下中游城市等级转变活跃,上游城市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3)基于分析框架,从动力因素、相对和绝对发展水平将长江经济带城市划分为20种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建议未来以有效性、创新性、资源环境利用效率为重要抓手,因地制宜地采取调控手段和政策助推高质量发展。     

农村水污染防治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工作受到外部性内部化过程受阻、非对称性信息、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于工业化的农村城镇化水平、不合理的农药和化肥补贴政策、扶贫政策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失衡等制约因素的影响,效果不明显.农村水污染状况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甚至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应在坚持分类防治和综合防治并举的同时,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核算生态环境的总经济价值的指导思想下,依托小城镇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协调经济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防治农村水污染.     

贸易、环境与发展的博弈

经历了近30年快速发展的中国正面临着诸多挑战,与日俱增的资源环境压力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已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面临的突出挑战.经过深入的思考,中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粤港澳大湾区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现状分析

区域联防联控能够实现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粤港澳大湾区已开展多项环境合作项目,具有较好的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协同控制基础,对区域层面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现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粤港澳大湾区11个市（区）2005—2020年的历史数据为基础,在全局熵值法的基础上选取4个一级指标（子系统）、20个二级指标构建了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现状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各指标之间的耦合度。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综合评价得分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生态环境水平指标得分相对滞后,影响了协同控制水平的提升;11个市（区）的协同控制水平得分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一级指标间的得分差异较大;4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为高度耦合,耦合协调度均为较低协调水平,各子系统正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相互之间的作用力还很小,上升发展空间较大。粤港澳三地不同的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治理诉求是制约粤港澳大湾区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发展的主要原因。     

近距煤层无煤柱协调开采布局研究与应用*

为了解决老母矿近距煤层的开采难题,通过理论分析并利用FLAC 3D数值模拟软件进行模拟,分析出煤层前后推进150 m是最合理的步距,侧向采动支撑压力在15~50 m内存在影响。基于这些理论数据,确定回采巷道的合理位置,进而确定以内错距离范围为30~60 m的内错式布置方式布置巷道和无煤柱协调开采布局,并进行井下工程应用。最后把无煤柱协调开采布局与双巷掘进开采布局对比,得出无煤柱协调开采布局的先进性和优势,研究结果可为同类条件下的工程应用提供借鉴。     

河长制何以形成:功能、深层结构与机制条件北大核心CSCDCSSCI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诠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由此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显得更加重要。河长制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流域治理制度,但现有研究对河长制何以形成这一前置性问题却缺乏深入系统研究。基于此,作者构建了以功能、深层结构与机制条件为主的制度解释框架来对该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研究表明:①在功能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流域治理体制逐渐难以适应水治理系统性的要求,产生了“九龙治水”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河长制作为一种联结性机制应运而生,它有助于应对流域跨域治理困境。②在深层结构方面,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特征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分级管理、部门分工”,出于降低横向间合作成本和整合各方力量的需要,长期以来形成了“领导挂帅、高位协调”的问题解决机制和政治文化传统,这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河长制“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制度设计理念。③在机制条件方面,河长制的出台是太湖蓝藻爆发这个焦点事件压力驱动的结果,党政科层结构以及干部目标管理责任制为其产生、运行分别提供了组织协调优势以及管理控制基础。总体而言,河长制既是流域治理体制应对不足的结果,也是传统体制优势与绿色发展理念汇融的结果。由于河长制诞生于危机情境之下,较为依赖地方党政领导的重视,因此,在其常规化以后,需要完善相关激励制度,以形成长效机制。     

宿迁市:强化四网支撑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宿迁市以抓基础、建机制、强支撑为核心,着力构建责任、信息、指挥、保障四张网,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能力。强化主体责任。立足岗位职责,确保人在岗、心在位、事在手;发挥减灾委员会办公室、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以及抗震救灾指挥部综合协调职能,做到科学预防、指挥、调度。强化部门责任。协调水利、气象、交通、自然资源和规划等“前端”部门分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强化基层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