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性污染物与环境安全

本文就手性污染物在生命过程中对映体的差异作了简要评述,分析了手性污染物对映体的毒性差异及机理.同时指出了手性污染物今后研究的发展趋势.     

河流环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归宿的动态逸度模型

运用逸度方法构建了依赖于温度的、模拟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在河流环境中长期变化的动态归宿模型,其中逸度容量、污染物的转化速率、传递系数等模型参数的计算与温度有关.为了检验模型的合理性,以辽河下游为研究区域,对水体和沉积物中的γ-HCH进行了模拟计算.结果表明:逸度容量的变化与温度负相关,速率系数则相反.在模拟温度范围内(273～298K),-γHCH在空气、水和沉积物中的逸度容量分别减少了8.4%、89.7%和89.7%,转化速率系数分别增加了0.69、22.0和4.5倍;气-水界面的挥发和水-沉积物界面的扩散速率系数分别增加了7.9和1.6倍.模型计算值与实测值吻合较好,最大偏差为5.6倍,表明该模型用于残留POPs的长期预测是可行的.     

河南双河油泥在生物降解过程中饱和烃污染物的组成与分布

分析了河南双河油泥在微生物降解过程中烷烃的组成与分布特征,结果表明,XT-4、F-2、C-2、A-1和AB-1菌的混合菌对饱和烃组分有好的降解效果:当饱和烃含量在60~70g/kg范围时,经过120d的降解,饱和烃降解率达到66.4%,随着降解的进行,正构烷烃分布由单峰形变成了双峰形;萜烷类抗微生物降解能力强,在本实验条件下,其组成与分布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微生物对烷烃类化合物易降解顺序为:正构烷烃>类异戊二烯烃>藿烷类,C21以前的正构烷烃>C22以后的正构烷烃,姥鲛烷>植烷,Tm>Ts,藿烷>莫烷。     

湘江(长沙段)沿岸土壤中铬的形态分布及其在水草中的积累

铬在土壤中主要以Cr(Ⅲ)和Cr(Ⅵ)两种形态存在,而Cr(Ⅵ)主要以CrO2-4,Cr2O2-7,Cr(Ⅲ)主要以Cr3 和CrO-2等形式存在.上述存在形式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主要受土壤pH值和氧化还原电位(Eh)的制约.另外,也受土壤有机质含量、无机胶体组成、土壤质地及其化合物种类的影响.不同形态的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但是单从价态来区分并不能完全反映土壤中铬的真实存在形态,当前较为公认的是Tesseler的形态划分法. 本文研究了湘江(长沙段)沿岸土壤中铬的形态分布、转化及其在水草中的吸收.     

中国部分水域沉积物中多氯联苯污染物的空间分布、污染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对中国水域沉积物中多氯联苯污染的空间分布、污染程度、污染来源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对沉积物中多氯联苯的污染进行了初步的风险评价.结果表明,部分地区多氯联苯污染较严重,东北的松花江、大连湾、河北保定地区、中部的鸭儿湖、南部的珠江流域和台湾地区沉积物中有较高的多氯联苯平均浓度,其余地区沉积物中多氯联苯的污染水平相对较低.多氯联苯污染较严重的地区多为一些港口、工农业发达的区域、发生过泄漏的多氯联苯退役设备封存点和多氯联苯设备非法拆卸的地区,污染特征表现为点源污染的形式.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表明,多氯联苯污染的空间分布与当地水文地质地貌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及管理等因素相关.水流交换畅通、水体流量大、沉积物含沙质较多、适当的管理等会减轻多氯联苯污染;人口密集、工业发达、有历史或当前排污、航运繁忙等会导致多氯联苯污染加重.     

新污染物环境暴露评估与调查监测总体要求

新污染物环境监测涉及新污染物识别、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成效评估等多个目标,科学的环境调查监测有助于最大程度支撑新污染物治理。分析了环境暴露评估对新污染物监测介质、监测尺度、监测数据质量及代表性等方面的要求,借鉴发达国家对新污染物的环境监测实践经验,提出了我国新污染物环境监测总体要求,主要包括：从筛查监测、评估监测和监督性监测3个层次开展监测,以发现问题、评估风险、监督成效。评估监测应包含污水处理厂活性污泥,排放源周边地表水、沉积物、大气、土壤、环境生物等介质,应符合局部尺度环境暴露评估对监测数据的要求,监测报告应包含足够的信息。     

四环素对不同品种蔬菜毒性阈值及其敏感性分布

研究抗生素污染对蔬菜毒性阈值及其敏感性分布,对于科学评价土壤抗生素污染的生态风险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室内培养方法,选取四环素(TC)作为代表抗生素,调查其对珠三角地区多种蔬菜品种种子萌发的影响。以影响程度最大的指标为测试终点,采用Log-logistic分布模型,对TC的毒性剂量-效应关系进行拟合,并计算其IC₅₀和IC₁₀。以IC₅₀为评价参数,采用物种敏感性分布法(Species sensitivity distributions,SSD),构建TC污染对不同蔬菜品种的SSD曲线,并获得TC毒性阈值(HC₅)和无效应浓度(PNEC)。结果表明,TC污染对实验所选品种蔬菜种子萌发指标的影响程度为：根长>芽长>发芽率,当TC质量浓度为10 mg·L^-1时,9种品种蔬菜种子相对根长、相对芽长和发芽率分别为16.9%-72.5%,42.3%-129.4%,83%-100%。TC污染对种子萌发的影响程度不仅与测试指标相关,还与蔬菜品种密切相关。当TC质量浓度为10mg·L<...     

生物炭基光催化剂的制备及其降解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研究进展

基于生物质热解得到生物炭材料具有发达的孔隙结构、高比表面积和电子传递效率高等性质,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化工、材料、能源、环境等研究领域。目前,由于水体中各种有机污染物的大范围增加,对人体和环境造成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因此,利用绿色高效的光催化剂对有机物污染物废水进行高效处置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针对不同合成方法制备的生物炭基光催化剂对废水中各种有机污染物处置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首先对生物炭载体的不同制备方法进行了对比与分析,为后续生物炭最佳制备方式的选择提供了思路。生物炭基载体能够有效避免纳米光催化材料的团聚现象,促进光催化剂在生物炭表面的分散。因此,该文还介绍了溶胶-凝胶法、水解法、超声法和热缩聚等光催化剂的制备方法,阐述了不同制备条件对光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活性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重点综述了生物炭基复合材料在去除废水中典型有机污染物（甲基橙、吉米沙星、罗丹明B、磺胺甲恶唑等）方面的应用与有效性,并且将光催化剂的反应机理总结为污染物吸附、光激发电子-空穴以及污染物催化降解3个步骤。同时,生物炭基光催化材料能够增加与污染物的接触面积与提高污染物的传质过程,从而显著提高光催化剂的催化活性...     

室内环境中全（多）氟烷基化合物的分布特征和暴露风险

全（多）氟烷基化合物（PFAS）是一类人工合成、应用广泛、高度氟化的化合物,由于数量众多及其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潜在毒性,其暴露风险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人体可能通过食物、饮水、室内空气和灰尘等多种介质暴露于PFAS,当前研究多集中于饮水和食品暴露途径,较少针对室内空气和灰尘的人体暴露进行评估。然而人类通过室内环境介质对PFAS的暴露不可忽视,尤其对婴儿而言。该文综述了室内环境中释放PFAS的各类产品,PFAS在不同介质中的分布特征以及人体暴露于PFAS的途径,重点分析了不同人群的暴露特点和PFAS生物有效性的研究进展,提出了降低室内PFAS浓度的有效措施。发现皮肤接触暴露途径的研究数据较少,室内环境中PFAS从产品到室内的迁移转化机制尚不清楚,此外,目前的研究大多是通过检测膳食、饮水、灰尘、空气等环境介质中的PFAS浓度,然后通过风险评估模型去计算外暴露水平,或者通过尿液、血液、头发等检测PFAS的内暴露水平,外暴露和内暴露研究是相对独立的,二者之间的关联并不明确。众多研究已经表明,很多PFAS类型在各种暴露源中均有高水平检出,仅通过已有的体外暴露风险评估模型对外暴露风险的评估可能高估了...     

陆地环境中纳米塑料毒性效应的研究进展

塑料在自然环境中降解缓慢,塑料污染物的积累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尺寸微小的塑料被定义为纳米塑料（NPs）。虽然NPs的尺寸尚存在争议,但与其他工程纳米颗粒类似,NPs可造成多种不利的环境影响。NPs的存在和在生物体内的积累会对生物体产生一系列毒性效应,影响生物体的生长、繁殖和内分泌系统等。因此,NPs对包括人类在内的较多生物都构成威胁。尽管NPs污染已成为最令人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但目前有关NPs对土壤环境及生物体的毒害效应等的研究仍然较少。旨在综述NPs本身的毒害效应（包括其中的添加剂）、降解产物和与其他环境污染物（有机污染物、无机污染物）耦合后的复合毒性以及NPs对陆生生态环境,包括植物、动物以及土壤产生的综合影响,并总结本领域内的研究现状和不足。主要的研究不足包括对经过降解等过程形成的次级NPs的毒性效应尚未深入开展,NPs对真实生物体的影响研究仍具有局限性,针对环境-NPs-生物-污染物的交互耦合机制对土壤环境的毒害效应仍需进一步探究。针对这些研究不足开展相应的科研探究工作能为全面科学地评价NPs的生态风险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