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现状及问题

介绍了四川省地形地貌、人口与农业资源概况,分析了四川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现状和模式,提出了四川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关键问题。     

浅谈如何加强县级环境监测站的能力建设和发展

落实全国环境监测工作会议精神,抓好县级环境监测站建设,推动农村环境监测工作开展。如何加强县级环境监测站能力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加快环境监测转型,提高县级监测站地位;加强环境监测队伍的能力建设,加大对其经济投入;加强专业技术水平、提升监测业务能力;加强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不断优化环境监测工作。     

工业园区低碳发展模式评估与规划分析

通过对工业园区低碳发展模式的评估,分析其低碳发展的能源特征、经济特征与人力特征,并确定工业园区二氧化碳减排的潜力能源。基于能源-碳减排(EC)、经济-能源-碳减排(EEC)和人力-经济-能源-碳减排(HEEC)三种不同情景,在未来发展的一定规划期内,对工业园区具有二氧化碳减排潜力的能源进行规划分析,确定其年递减率,从而实现工业园区不同情景下的二氧化碳减排。通过实际案例研究,证明了评估与规划分析模型的可行性。     

甘肃草原牧区发展的战略选择

作为综合性并承担多种功能的生态经济系统类型区,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在甘肃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立足草原牧区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时代背景,结合甘肃草原牧区发展的基本现实,提出了新时期甘肃草原牧区发展的资源保护与生态重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与提升、现代草一畜一牧业产业化升级、经济社会发展与制度创新及现代服务网络与保障体系完善等五大战略选择,为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促进草原牧区发展战略和策略的提出提供理论借鉴和基本依据。     

江苏阜宁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现状与发展对策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落实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坚持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政策取向,通过技术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构建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形成多途径、多层次的秸秆综合利用格局,有效解决秸秆焚烧、弃置问题,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增收,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     

生活方式转型需要主动的人文思考

改革开放30余年来,社会结构的巨变和快速的生活方式转型给个人、阶层带来了文化中断与冲突感,产生了心灵痛苦和文化适应上的被动性问题。生活方式转型的主动性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东方大国,意味着全球视野、综合判断力、民族发展的厚重感,它需要文化的自觉。因此,对于生活方式的转型我们要进行主动的人文思考,做好文化设计,完善制度安排。今天我们依然面对快速发展导致的心智不足的漏洞,生活方式转型的主动性也依赖于我们的思想观念、管理水准、人文精神能在多大程度上补足我们新的漏洞。     

问题出在分配,出路在城市化

不到10%的居民能持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美国几十万亿的金融坏账就能这么轻易过去?外需不可依赖,内需无法启动,超大量的投资来保增长难道可以持续?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在分配,突破分配难题的关键是改变只要工业化不要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实行城市化战略。城市化战略应两步走,先存量,让在城里"打工化"的一亿人和他们的家属总计四亿人真正"城市化";后增量,让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一亿人和他们的家属总计四亿人迁往城市。大规模城市化需要大量资源,中国发展得快,资源相对就能到中国来,目前的世界危机正好是中国城市化的绝佳战略机遇。     

绿色增长的重点：传统产业绿色化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将继续处在大开发阶段．资源密集型产业仍将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展望“十二五”绿色产业发展．重点应放在传统产业的绿色化上．而不是抛开传统产业。低碳经济是产业绿色化的方向．在低碳技术的创新能力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较小,应努力抢占制高点,构建创新链,做好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     

农业可持续不应押宝转基因

现在中国能够养活自己,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考虑到这是将化肥、农药的技术手段用到极致才取得的．未来能否持续难以乐观。有人认为．转基因技术是绿色农业的第二次革命．中国应对粮食安全应把宝押在转基因上。但是我们对人体、对生物的了解还非常粗浅,对转基因的研发和运用还都非常粗糙,因此．商业化、产业化要非常谨慎。转基因可能有它的潜力．但我们对农业科技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此,比如农业生态学．害虫综合治理,标记辅助选择配合常规育种等潜力也很大。农业要可持续发展．需要多方面科技的整体配合。     

哥本哈根协议不能签——兼论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政治

哥本哈根协议有违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让步增多,发达国家责任减少,却并不能因之实现全球减排目标;中国即使签署,西方也会得寸进尺,将中国当作替罪羊,因此,不能签。下一步,中国不能贪图G2虚荣,应该一方面继续尽量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相对公平的碳排放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必须利用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强大的国际力量,合纵连横,要求西方尤其是美国深度减排,从而推动气候政治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