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沉积物与水界面氮的迁移特征及污染评价

通过现场采样及室内分析测试,在沉积物间隙水氮含量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鄱阳湖沉积物与水界面氮的迁移特征与扩散通量,并对鄱阳湖表层沉积物氮的污染状况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鄱阳湖表层沉积物间隙水中溶解性总氮的平均含量为1.32 mg·L?1,无机氮中以硝态氮含量最高,占总氮的45.4％以上.表层沉积物间隙水中氮的含量在空间分...     

鄱阳湖康山和都昌水鸟多样性动态研究

2017—2019年,采用样区直数法对鄱阳湖区康山湖区候鸟自然保护区(简称康山)和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简称都昌)水鸟多样性进行调查,共记录水鸟9目12科48种159 701只,其中康山38种38 074只,都昌42种121 627只。记录到国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5种,分别为中华秋沙鸭(Mergus squamatus)、白鹤(Grus leucogeranus)、白头鹤(Grus monacha)、东方白鹳(Ciconia boyciana)和黑鹳(Ciconia nigra);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5种。国家保护动物种类和主要类群在康山和都昌分布差异较大,2个保护区在水鸟保护上各有优势。2个保护区水鸟优势种共计10种,其中,康山水鸟优势种有8种,包括雁鸭类和鹬类等,都昌仅记录3种水鸟优势种,均为雁鸭类。调查期内,每年康山水鸟物种数、个体数和群落优势度指数均低于都昌,水鸟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则高于都昌。推测这种差异与2个保护区的微生境有关。康山和都昌水鸟物种的差异,体现2个保护区在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和优势水鸟的保护上起到了生态功能互补作用,应继续加强对2个保护区的保护。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研究

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对长江流域开发建设和综合治理新模式的探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生态产业的建设和发展。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产业发展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探讨了生态产业运行的经济发展原则、生态友好原则和产业优化原则,建立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城镇2007年城镇辐射力模型,并根据区域经济开发“点-轴”理论,分析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发展要实现从“点（南昌） 圈”式发展模式向“双核（南昌 九江）双轴（沿路和沿江）多动力”发展模式转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政策建议,即要做到区域内严格的空间开发管制和和谐的财政转移支付;要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大力发展新型工业;要加快新农村建设,促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要依托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鄱阳湖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技术模式研究

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泊,也是国际重要湿地,在维系长江水量平衡和生态安全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功能。近年来,鄱阳湖生态环境受到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威胁,主要表现为：湿地生态系统退化,湖泊生态功能下降,流域生物多样性减少,水生植被萎缩,水污染程度日趋严重。湖区内产业结构和资源利用的不合理也限制了其经济发展。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的确立要求江西尽快探索出一条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双赢之路。结合鄱阳湖区生态环境与资源利用现状,通过2 a多的集成研究与示范,已形成了湿地恢复、沙化综合治理、农业污染治理和资源合理利用等十多种技术模式,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提高了农民收入,为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目标提供了技术支撑.     

气候变化对鄱阳湖流域干旱灾害影响及其对策

以我国历史气候变化的事实与过程重建的成果为基础,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分析了两宋以来鄱阳湖流域气候变化与洪水干旱灾害发生的关系,结果表明,不管气候处于温湿期还是冷干期,发生洪水灾害的频率没有显著区别;但是当气候处于冷干时期,发生干旱灾害的频率增大,特大干旱年和连续干旱年组频频出现。利用气象、水文资料统计分析表明,最近60 a来,气温呈现增高趋势,逐年的日降水强度明显增加,洪水干旱等极端事件发生更加频繁。为了更好地应对干旱灾害,必须加强水需求管理、坚持节约用水为先;加强病险水库的治理,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对现有水利工程进行再评估,实施适应性管理,充分挖掘工程潜力;加大力度,新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水利工程     

鄱阳湖枯水期水体营养浓度及重金属含量分布研究

通过监测鄱阳湖枯水期的主湖区、五河入湖口以及碟形湖表层水体氮、磷等营养浓度以及重金属含量变化,对鄱阳湖全湖的营养状况以及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2010年枯水期的鄱阳湖流域表层水体总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等含量较高,达富营养化水平,湖泊水质受总氮、氨态氮、总磷和pH的影响较大。且鄱阳湖水域的氮、磷等营养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饶河入湖口水体N、P污染最严重（TN 314 mg/L;TP 025 mg/L）,修河入湖口污染程度次之（TN 134 mg/L;TP 009 mg/L）,而南矶山碟形湖水体污染最小（TN 049 mg/L;TP 005 mg/L）。鄱阳湖表层水体重金属Pb、Cd的含量较低,符合国家渔业水质标准要求,尤其是湖泊Cd含量低于地表水Ｉ类标准。但鄱阳湖流域Cu、Zn污染较严重     

2000~2013年鄱阳湖流域蒸散量时空变化

蒸散是陆地表面水分循环的重要过程,是研究流域水资源、水循环等领域的重要参数。以鄱阳湖流域为研究对象,利用鄱阳湖流域5个主要子流域水文控制站监测流量资料和气象站监测降水资料,根据水量平衡原理计算各子流域年度蒸散,验证MODIS蒸散数据产品（ET_MOD）,并分析2000~2013年鄱阳湖流域蒸散时空变化状况和土地利用变化对蒸散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ET_MOD具有较高的精度,年蒸散量的平均误差为165.9 mm,平均相对误差为9.78%;（2）2000~2013年鄱阳湖流域的年蒸散变化范围875.4~912.2 mm;鄱阳湖流域总蒸散量呈先增加后减少的“几”字形季节变化特征;（3）从蒸散量与地形特征的关系看,鄱阳湖平原区蒸散量低,周边的山地丘陵区较高;各子流域的蒸散量表现为：赣江流域 > 抚河流域 > 信江流域 > 修水流域 > 饶河流域;（4）土地利用方式对蒸散量有显著的影响,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平均蒸散量表现为：林地 > 农田 > 草地 > 未利用地。     

近50年来鄱阳湖流域降雨多时间尺度变化规律研究

利用鄱阳湖流域16个气象站1960~2008年共49 a的月降雨资料,采用Morlet小波函数,对该流域降雨季节变化、年际和年代际时间序列进行小波分析,揭示了流域降雨变化的多时间尺度特征,分析了不同时间尺度下降雨序列变化的周期和突变点。研究表明：①1960~1990年,年降雨量呈明显年际和代际振荡,并无显著趋势;进入90年代以后,年降雨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进入21世纪,尤其从2002年开始,年降雨量开始减少;②流域季节降雨和年降雨都存在多时间尺度特征,夏季降雨、冬季降雨和年降雨都存在18 a的第一主周期;春季、冬季和年降雨存在6 a次主周期;此外,春季、秋季、冬季和年降雨均存在3 a次主周期;③夏季降雨在18 a时间尺度上与年降雨变化具有相同的趋势和相位,春季降雨在3 a和6 a时间尺度上与年降雨变化具有相似趋势和相位变化     

鄱阳湖夏候鸟小白鹭对环境样品中重金属的富集研究

通过采集鄱阳湖区北、中、南段小白鹭栖息区域（都昌县多宝乡洞子李村、鄱阳县珠湖乡瓢里山、进贤县前坊镇西湖李家）的环境样品（水样、土壤以及小白鹭食物）与小白鹭羽毛和蛋壳样本,分析其中Pb、Cu、Zn、Cd、V、Cr、Ni和As 8种重金属元素含量,判定鄱阳湖湿地环境中重金属污染状况及生物富集特征。研究表明,环境样品中土壤样品中的重金属含量符合国家Ⅱ类土壤标准,鄱阳湖水样重金属含量在Ⅰ类地表水标准范围之内,仅小白鹭食物（小鱼虾：小河虾、小鲫鱼、小八须鱼等）中的重金属含量高于国家食品标准。小白鹭对环境中重金属污染物的富集表现为：除3个采样点小白鹭羽毛中Cr元素,瓢里山与青岚湖采样点小白鹭蛋壳中Cu元素对其食物的富集系数>1,构成富集外,其他重金属元素均不构成富集,但小白鹭羽毛和蛋壳中的各重金属元素对水样的富集系数为14628～8 00610,富集程度较高。而水体样品中的各重金属在小白鹭食物样品中均存在富集,系数高达51716～14 21937     

鄱阳湖表层沉积物中砷及重金属赋存形态及其潜在生态风险

重金属污染是水体沉积物污染的主要问题之一,研究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的赋存形态,探索水体中重金属的来源,可以为水体重金属污染治理修复提供理论基础。采用BCR三步连续提取法对鄱阳湖枯水期表层沉积物中As和7种重金属元素（Cd、Co、Cr、Cu、Ni、Pb和Zn）的赋存形态进行了研究,并基于重金属风险评价代码（Risk Assessment Code, RAC）方法评估了鄱阳湖表层沉积物中的As和7种重金属元素的潜在生态风险。结果表明,鄱阳湖表层沉积物中As、Co、Cr、Cu、Ni和Zn主要以残渣态的形式存在(6160%~8518%);Pb主要以残渣态（5097%）和铁锰氧化物结合态（4102%）为主要的赋存形态,其可提取态所占比例为4903%,具有较高的二次释放潜力;Cd的赋存形态主要以弱酸提取态（4160%）和铁锰氧化态（2719%）为主,其可提取态所占比例高达7749%,潜在生态风险较大。RAC分析结果表明,鄱阳湖表层沉积物Cd的生态风险整体上位于高风险,需要加强对鄱阳湖Cd污染的关注。所有站点Cr的弱酸提取态所占比例均低于1%,表明鄱阳湖Cr污染的生态风险为无风险,As、Ni和Pb属于低风险,而Cu、Co和Zn位于低风险至中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