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遥感与GIS的海口市土地利用结构动态变化研究

利用1986、1996和2000年三期TM遥感图像,得到海口市1986～1996和1996～2000年土地变化情况及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海口市的土地变化规律表现为耕地、林地、滩涂及未利用地转化为城镇、农村居民点和独立工矿建设用地。通过分维度的分析可以看出,海口市林地、水体等自然景观随着人类的干扰,分维度降低;耕地面积大量减少,分维数降低;城镇扩大,斑块数量减小,用地趋于集中;农村居民点和工矿建设用地增加,用地趋于分散,复杂度增加。海口市土地结构变化的主导因素是城镇面积的扩大,其次是农村居民点和工矿建设用地的扩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农村用地扩大,海口市土地结构表现为利用程度逐渐深化的趋势。     

基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以广西江州区为例

土地利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广西江州区属于我国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起步阶段,土地利用变化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农业生产用地和生态用地竞争为主,耕地变化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内容;建设用地低效、缓慢增长,农村居民点增长面积占较大比重;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逐渐增加。以1978-2002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用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相结合,对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土地管理使得耕地面积不断增长,收入和消费的提高以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发达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经济高速发展必然引起农地快速非农化,江州区在土地利用中,必须注意节约用地,保护耕地,减少土地资源浪费,防止环境污染,实现区域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基于STIRPAT模型分析中国环境压力的时间差异——以1952-2003年能源消费为例

人类活动已经显著地改变了全球环境,定量分析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是当前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之一。分别采用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产生的污染作为环境压力的衡量指标,利用STIRPAT模型,以1952-2003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时间序列数据为例,分析人口数量、富裕度、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的选择行为等人类驱动力对环境压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数量或能源强度发生1%的变化,将分别引起环境压力相应发生1.992%或0.777%的变化;随着富裕度的增加,富裕度对环境压力的弹性系数逐渐增加。在观测数据范围内,分析结果不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的观点。在不同时期,人类驱动力对环境压力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差异,人口数量和富裕度的增加对环境压力产生正效应;而能源强度的波动变化使得其对环境压力的作用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选择清洁能源的消费行为,有利于抑制以能源消费产生的污染为衡量指标的环境压力的上升。各种人类驱动力的净效应决定环境压力总体变化趋势。     

广州市不同产业阶段的耕地变化与驱动力

广州市1980-2002年间产业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工业化中期（1980-1993年）和工业化后期（1994-2002年）。在这两个产业发展阶段，耕地数最变化存在较大差异：耕地年均减少工业化中期大于后期，变化速度则是后期大于中期，利用效益后期明显优于中期。利用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交通发展是广州市1980-2002年间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在不同产业阶段各驱动因子存在差异，其中农业比重、实际利用外资、城市化、客运量等因子差异较为明显，从而导致了不同时期耕地数量变化的差异性。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甘肃省植被覆盖时空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准确量化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退化的作用,探讨不同驱动因子的主次关系,是当前区域生态环境研究中的热点。本文基于1982—2015年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结合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选取15个涵盖气候、地形地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因子,采用趋势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甘肃省植被NDVI的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力进行探测。结果表明：甘肃省NDVI在空间上呈现从东南向西北递减,且低植被覆盖度区域和高植被覆盖度区域呈现“两极化”的分布规律,分别占全省植被面积的39.2%和17.8%。省内大部分地区NDVI呈现增长趋势,植被显著改善区域主要集中在陇东、陇中地区。降水量、植被类型、人均粮食占有量、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类型是甘肃省NDVI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解释力均大于0.5,且双因子的叠加作用大于单因子的作用。本研究有助于揭示不同因子对甘肃省植被变化的驱动机制,为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利用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经济发达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驱动力与模式——以浙江省嵊州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优化用地布局、集约利用土地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措施。以经济发达区的浙江省嵊州市为例,研究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驱动力和模式。研究表明:1996-2005年嵊州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呈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政策驱动力包括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和土地整理折抵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剂政策,经济社会驱动力包括市(县)域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三方共建"模式的特点是政府相关部门、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三方共同出资共同实施。模式构成的关键因素反映出上述驱动力的影响作用。典型案例效益明显,如新增耕地率66.67%,资金平衡度228%,土地集约利用度提高176%等,耕作半径变化小,对人口城镇化和传统村落文化无显著影响。     

重大工程对区域生态安全的驱动效应及指标体系构建

生态安全评价是目前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不同尺度、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安全评价是目前研究的方向。对于强烈改变区域生态安全的重大工程建设来说,生态安全评价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生态安全内涵的转变入手,通过对生态安全指标体系研究的进展入手,结合工程本身的特征,从驱动力-状态-响应指标入手,得出DSR范式在工程生态安全评价中应用的可行性,制定了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概念框架。同时以公路工程和水利工程为例,探讨了水利和道路工程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针对不同的评价方法的差异,分析了各种方法在应用上优缺点。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进展

介绍了LUCC概念与相互关系，然后对LUCC的环境效应、驱动力机理分析，以及LUCC研究的模型方法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与进展进行了的论述，并展望了今后我国的LUCC研究的前景。     

辽西大凌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从政策、流域综合治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农民认知态度等4方面对影响大凌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进行了分析。同时运用农户问卷调查和驱动力分析结果,选取影响耕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因子,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迭代回归分析确定影响耕地变化的主要因子,并拟合出耕地变化的最优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1987—2002年期间,农田和未利用荒地面积在不断减小,而林地、果园、草地在不断增加,但1995年后变化边际度大大减小;主成分分析表明影响土地利用变化主要影响因子是农业人口(A-POP)、总人口(T-POP)、农村经济收入(TIRE)、农林牧渔收入(IAFAF)和第三产业总产值(GTI);多元迭代回归分析表明耕地面积变化的最优回归模型中主变量是农业人口(A-POP)、总人口(T-POP)、农村经济收入(TIRE),这些变量能够解释95.1%的耕地变化。     

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及原因、效应分析

利用航空遥感影像结合野外调查方法 ,获取了研究区域 1 979年和 1 999年土地利用类型图 ,并分析了该时段土地利用变化情况。通过农户调查 ,探讨了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分析表明 ,技术水平提高和投入增加是耕地产量提高的重要因素 ,提高土地经济收益是旱地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直接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