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下多种信息交互传播的动力机制与调控策略

针对突发事件下多种信息共存情境中信息交互传播的调控问题,首先界定了该情境中“涌现→传播”过程的组成要素,建立了信息交互关系框架及其系统动力学模型;其次,通过设计和仿真基础情景,将仿真结果与案例进行对比,检验模型的模拟趋势与现实状况的一致性;最后,通过设计和仿真实验情景,考查决策者的关键可控因素对系统演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官方渠道所发布信息的可信度、平均个体传播量及群体的立场认知水平,与相信和传播官方渠道信息的人数均正相关,而与相信和传播民间渠道信息的人数均负相关;对各群体数量演化影响的显著性而言,官方渠道信息的平均个体传播量最高,官方渠道信息的可信度次之,群体的立场认知水平较低。     

基于大数据的特种设备宏观安全风险预警方法研究

特种设备监管机构在监督检验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为充分挖掘其中的潜在价值,增强监管针对性,提高检验效率,应用并优化关联规则挖掘、社区发现、可视化等数据挖掘技术,构建1种宏观安全风险预警方法。该方法以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大数据为基础,通过挖掘单台设备微观因素间的关联关系,实现整类特种设备宏观安全风险的识别与预警;以2008—2016年全国长管拖车检验数据为例,进行应用实践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对区域范围、缺陷类别等多种宏观指标进行预警,指导针对性监管与检验。     

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

市场机制引入是否可以提高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优化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是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实施"地票"交易政策,尝试引入市场机制配置城镇新增建设用地的重庆市为典型区域,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通过构建以Logit模型为基础的"地票"指标流转模型,利用重庆市2008—2012年38个区县的"地票"交易数据,定量分析"地票"指标市场化流转行为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从而探究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各区县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与区域"地票"指标的流入行为存在正向的作用关系,而与"地票"指标的流出行为存在负向的作用关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市场上的"地票"指标主要由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低的区域提供,而"地票"指标最终流入了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相对较高的区域,从而拉平了区域之间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为此,认为伴随着"地票"交易政策的实施,重庆市逐步形成了一种计划配置为主、市场配置为辅的混合型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这种配置体系极大地增加了指标供给的弹性并优化了指标的配置效率。因此,我国应积极尝试在现有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中引入市场机制,引导地方政府从"增量"、"计划"的用地理念逐步向"存量"和"市场"的用地理念过渡,最终形成以区域资源禀赋和实际需求为导向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     

区域大气污染协同减排补偿机制研究

在环境规制逐步从污染排放控制向环境质量管理转型的背景下,现行的单一行政区属地治理和管理模式对区域性流动性的大气污染已力不从心,导致减排目标与环境质量改善不对应,因此,跨行政区域的合作治理亟需管理手段和机制的创新。本文基于大气环境质量目标视角,构建了区域上层管理部门(如国家或区域)和下层所辖各区的双层博弈模型,明确了大气污染减排成本与减排量的函数关系,利用定量分析方法模拟计算出区域减排总成本最小化状况下的污染协同减排补偿标准及各辖区所承担的污染物减排量,提出对实际减排量低于(超过)责任减排量的辖区给予补偿费的征收(奖励)的管理机制,通过市场调节手段实现区域内大气污染协同减排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以我国大气污染重点防控区(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采用2004—2015年的统计面版数据,对区域内所辖各区二氧化硫减排量和协同减排补偿标准进行了定量测算。计算结果表明:为达到国家设定的2030年环境空气质量总体目标,长株潭区域二氧化硫协同减排的补偿费标准为1 506元/t,以该补偿标准作为区域层面二氧化硫协同减排调控手段,可在区域污染治理总成本最小化的同时,实现域内各辖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文章最后就区域污染协同减排补偿机制提出了实施思路及保障措施。基于此研究,区域环境管理部门应设立专项的协同减排基金,专门用于区域大气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一方面用于激励大气污染实际减排量超出本行政区域责任减排量的辖区,目的是为区域空气质量比预期目标更高、对居民健康产生的正向外部性买单;另一方面用于对历史包袱重、减排压力大、治理能力弱的辖区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或扶持;同时,区域环境管理部门还应从组织机构、交易平台、法律法规等方面提供保障措施,确保协同减排补偿机制的顺利实施。     

中国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差异及驱动因素

以全国县域为研究单元,基于2004年和2014年各县统计数据,采用ESDA、重心迁移、GWR等方法对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空间格局进行测定,并分析人均粮食占有量区域差异的空间异质性及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2004~2014年,全国各县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人均粮食占有量的重心在10a间由西南向东北转移,且南北方向迁移的幅度大于东西方向迁移的幅度。2004年全国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冷热点分布相对分散,东北地区是全国唯一的热点区,冷点区分布在沿海地区,2014年热点区相比于2004年有所缩小,冷点区则有所扩大。影响人均粮食占有量变化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在空间上差异明显,其重要程度由大至小依次为:人口数量第三产业比重城市化率第二产业比重人均GDP。     

重金属对水生生物的生态毒理效应及生物耐受机制研究进展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重金属以其特有的性质而被大量的应用于生产生活当中,同时也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水体重金属污染现象。水体重金属污染不仅对水生生物的生长和繁殖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因此,重金属污染具有潜在的生态与健康风险。本文主要概括介绍了重金属对水生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生态毒理效应以及水生生物对重金属的各种耐受机制,展望了重金属对水生生物生态毒理效应的未来研究重点和方向。     

36种典型除草剂对绿藻的毒性研究

近年来,农药对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藻类的毒性及其生态毒理学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除草剂在生产中广泛应用,对藻类的毒性作用最强,其毒性效应远高于杀虫剂和杀菌剂。论文选择市场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36种除草剂原药,分析解读除草剂在国内的登记情况,以及在作物、旱田和水田的使用情况;明晰对藻类生长抑制急性毒性效应。结果表明:1)除草剂的作用方式和化学类别对绿藻毒性影响显著;对于抑制植物细胞分裂和作用于植物叶绿体的除草剂对绿藻毒性均较高,以人工合成植物生长素为代表的除草剂对绿藻毒性均较低;2)相同作用方式,不同化学类别的除草剂,对单一绿藻的毒性差异明显。在水稻上获得登记的除草剂对藻类毒性整体低于在旱田获得登记的除草剂对藻类的毒性。开展多种农药对水生生态毒性的研究,为农药的合理安全使用、农药在淡水环境中的生态效应评价以及保护淡水生态系统提供科学依据。     

岷江流域三江交汇区景观格局变化研究

本文以生态景观理论为基础,地理信息与遥感技术为支撑,对岷江流域三江交汇区三期遥感数据,1990年TM、2002年TM、2014年ETM+数据进行图像分类、景观指数提取、空间分析,同时采用面积转移矩阵统计各景观面积的转移情况,分析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4年三江交汇区景观类型面积排序为:农田林地草地水域居民地裸地。优势景观为耕地,所占比例由72.83%下降到63.32%,面积减少了3480hm2。草地所占比例呈现波动变化,总体增加了2.81%。林地比例由15.98%上升到18.79%,增加了700hm2。居民地所占比例升高了4.1%;(2)1990年研究区内草地景观易受到外部干扰,其分布形状复杂。林地景观整体聚合度较高同时具有较低的异质性,分布通透性好、规模连续。农田分布较为分散且斑块较小。2002年农田斑块分布复杂化,同时具有聚集度高的特点。2014年研究区内农田优势地位下降。此时农田分布比较破碎并且呈现集中的态势。草地分布规模性较好、分布较为完整,但是内部存在一定的破碎性;(3)三江交汇区景观类型相互转化的主要原因:一是,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实施,海拔超过500m的丘陵山地区域,建立生态保护区。二是,成绵乐铁路和高速路网的完善,使得三江交汇区的土地类型向建设用地转化加快,主要集中在乐山市中区和周围城镇。     

多环芳烃在天然水体中的自净机理研究——沉积物对多环芳烃的吸附过程模拟

以黄浦江、淀山湖底泥为沉积物的代表,蒽为多环芳烃的代表性化合物,研究了多环芳烃在天然水体中沉积物上的吸附机理。结果表明,实验条件下两种底泥对蒽的吸附均属多分子层吸附,可用deBoer－Zwikker公式所表示的极化模型较好地描述;吸附等温线出现的阶梯是由于蒽－甲醇分子的溶剂化作用及底泥颗粒的表面不均匀性所致;未参与溶剂化作用的甲醇与溶剂化蒽分子间存在竞争吸附;固体疚应对吸附容量存在较大的影响。     

磺酰脲类除草剂DPX-E9636的水解机理

对室温下ＤＰＸ－Ｅ９６３６的水解产物分离纯化后,运用元素分析,紫外光谱及＾１Ｈ核磁共振鉴定了主要产物的结构。产物为：１－（４,６－二甲氧基嘧啶基－２）－３（乙磺酰基－２－吡啶基）脲、Ｎ－（４,６－二甲氧基嘧啶基－２）－３－乙磺酰基－２－胺基吡啶、３－乙磺酰基－２－胺基吡啶及２－胺基－４,６－二甲氧基嘧啶,由此推测了ＤＰＸ－Ｅ９６３６的水解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