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隧桥工程海域生态系统健康的初步评价

随着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大型海洋工程在上海海域纷纷兴建,造成了生境破碎化、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一系列的生态损害。在分析海洋工程可能造成生态损害的同时,以上海长江口隧桥工程为例,选择2007年春季和秋季的2次生态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架桥阶段结束后,综合分析了春季与秋季的调查数据,发现各项指标均有偏向于不利的趋势。基于结构功能指标体系评价法,并利用层次分析法研究后得出上海长江口隧桥工程附近海域的综合健康指数分别为2043和2166。根据CHI≤3的情况下判断,该海域的生态健康状况属于不健康接近亚健康状态,表明河口生态系统自然属性发生明显改变,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结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主要生态服务功能出现退化或丧失。针对遭遇海洋工程破坏的生境,需要进行更多、更长时间的人工干预,并提出有效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对策。     

基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乡镇空间功能分区

按提供产品的类别,乡镇尺度空间由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建设空间组成,这3部分空间共同承载着乡镇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任。坚持生态保护对发展的约束与支撑功能并存的理念,建立以生态约束为前提,并与开发建设协同推进的分区指标体系、技术方法及应用模式,是生态文明战略下空间功能分区的有益探讨。以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为案例,借助Arc GIS空间分析工具,采用互斥性矩阵分类法,通过对生态约束、农业发展、工业发展与人居环境等建设开发适宜性的单项与综合评价的集成,构建生态、农业和建设空间布局的总体架构,实现了街镇空间功能的整合与科学定位;划分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适宜建设区和已建设区等四大类功能区,并提出各功能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与产业发展导向,为实施区域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提供了依据。     

深圳宝安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影响研究

采用深圳宝安区1996-2004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及其逐日降雨量资料，应用Costanza关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计算；应用SCS模型对该区主要污染物氨氮（NH4-N）、总磷（TP）以及高锰酸盐指数（CODMn）的面源污染负荷的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996～2004年期间，土地利用变化导致区域总体生态服务功能下降了31．36%；氨氮和CODMn的面源污染负荷分别增加了4．12%、5．73%，总磷的面源污染负荷减少了1．64％。进一步对三种土地利用规划供选方案（2004-2020年）的环境影响进行了分析。在不同规划方案下，到2020年，宝安区总体生态服务功能将比2004年下降3．79％、10．97％和30．76％。但其下降速度都将得到明显遏止；氨氮、总磷和CODMn的面源污染负荷也将有较明显的增加，且皆以规划方案1增加最小,方案2居中，方案3增加最大。     

黄河三角洲湿地主导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估算

黄河兰角洲湿地是全球暖温带最典型的河口三角洲湿地,具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本文依据每种生态功能的特点和作用机理,分别运用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或资源经济学的方法对各主导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了量化估算.结果表明:在黄河三角洲湿地10项主导生态服务功能中,蓄水调洪和降解污染物的功能价值最大;黄河三角洲湿地单位面积价值大约是全国湿地平均单位面积价值的10倍,其中自然湿地的单位面积价值远高于人工湿地的单位面积价值.本研究结果使人们直观地看到了湿地给人类带来的福利,为湿地生态资源的合理定价、有效补偿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峡库区几种林下苔藓的保水功能

通过对三峡库区三种森林类型(松栎混交林、栓皮栎纯林、马尾松纯林)林下苔藓储量调查分析及其持水特性试验，得到不同森林类型林下苔藓储量、最大持水量、吸水速率等水文特征参数。结果表明，马尾松纯林林下苔藓储量最大(12．93t／hm^2)，松栎混交林和栓皮栎纯林林下苔藓储量相同(9．47t／hm^2)。松栎混交林林下苔藓最大持水量为5．36mm，栓皮栎纯林为5．73mm，马尾松纯林为6．26mm。研究结果还表明，三峡库区林下苔藓持水量随时间变化过程与森林类型无关。在只有苔藓覆盖情况下，不同森林类型林内不产生水分下渗和地表径流时的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降雨雨强分别为：松栎混交林林地5．36mm，5．820mm／h；马尾松纯林林地6．26mm，7．420mm／h；栓皮栎纯林林地5．73mm，6．060mm／h。     

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探析

当前农户兼业的阶段性分化其本质是农户之间兼业进程的不统一,进而导致了严重的农村社会分化问题。本文利用江苏省苏北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当前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的现状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利用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的原因,得出了阻碍农户兼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结果显示,家庭人力资本稀缺是农户实现兼业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农户无法进行非农工作主要是受到家庭人口规模小、老龄化严重的限制,这一部分农户家庭生活水平低,面临严重的"贫困陷阱"。政府直接干预土地流转使部分农户被动退出了农业生产,形式上实现了农户兼业进程的统一,但损害了农户的土地权益,造成农村土地产权不稳定,降低了农户自发性退农倾向,妨碍了土地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实质上对农户兼业进程起到了阻碍作用。此外,由于土地承包经营证书对承包经营权权能、地块四至等信息界定不清晰,对农户兼业进程的发展没有刺激作用。综合以上结论可知,土地产权以及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是导致当前农户阶段性分化的主要原因。政府不应对农村土地市场进行直接干预,而应通过完善农村社保体系、扶持农户非农就业、加快新一轮土地确权发证工作以促进土地市场与农户兼业进程的发展,在市场机制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环境下合理实现土地的集中与农业规模经营。     

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本文采用考虑反馈性出口隐含碳的MRIO模型,测算了2000—2011年中国14个制造业行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基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而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能够显著降低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受到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并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即只有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地位越过门槛值后,技术进步路径才能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此外,将制造业分为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类,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还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因此,中国制造业应充分发挥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在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中的作用,在引进FDI和国外技术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低碳制造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同时,中国制造业还应积极培育自身竞争优势,构建自我主导的国内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体系,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此外,政府应根据技术创新和引进政策在不同制造业行业中的执行效果,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     

防灾公园的减灾功能

地震灾害避难疏散的经验与教训表明 ,城市公园是重要的避难场所 ;防灾公园是减灾功能特别强的城市公园 ;城市公园改造成防灾公园或规划建设新的防灾公园可以提高城市公园的综合防灾减灾功能。发生城市突发事件时 ,防灾公园可以用作紧急避难所、灾害对策据点。防灾公园具有供居民避难以及确保避难人员基本生活条件的功能、防灾减灾功能、情报收集与传递功能、医疗与救护功能、运输基地功能等。强化防灾公园减灾功能的主要措施是广泛采用高新科学技术 ,并对防灾公园系统实施综合性的科学管理     

协同推进环境和经济的发展

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付出了相对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人们对环保事业的不重视,使得环保与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现象,这就需要不断促进环保技术的发展,协调推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事业。基于此,本文通过对环保与经济的关系进行分析,提出环保与经济发展相和谐的策略,以确保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Online Cross-sector Alliance Network: A Cross-national Study

With the rise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the emerging tren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nd corporation–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alliances, organizations are developing collaborative alliances across sectors and nations to address environment problem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s needed to explain the global structure of cross-sector alliance networks and the divergence or similarity of CSR communication across nations. This exploratory study draws insights from the national business systems (NBS) approach and applie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cross-sector alliance network among Global 500 Fortune corporations and 441 environmental international NGOs. Findings suggest that (1) an NBS approach to CSR can explain the network structural features of a cross-sector alliance network; (2) political context and national education level strongly predict green partnerships; and (3)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apparent in the global network, with Asian corporations lagging behind in cross-sector alliance buil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