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风险神经网络的大气能见度预测

针对空气污染导致大气能见度降低的预测研究,构建了一个风险神经网络模型,模型以6个气象因子、3种主要污染物(SO2,NO2,PM10)浓度和能见度作为输入因子,输出为24h后能见度的预测值.该模型对低能见度情况的数据给予相对较高的风险值,而对高能见度情况的数据则给予相对较低的风险值.以天津市2003~2007年的气象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该风险神经网络模型优于传统神经网络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     

新能源汽车与行人交通事故严重程度分析

为探究影响新能源汽车与行人交通事故严重程度的诱因,基于英国近4 a发生的1 819条新能源汽车与行人交通事故数据,从驾驶员、行人、新能源车辆、道路、时空和环境5个方面选择了19个影响因素作为协变量,并根据数据特征将因变量分为轻伤和严重伤害两类。考虑到数据异质性,首先通过因子分析法与k-means聚类进行聚类分析,然后采用Logistic模型对聚类分析得到的两类集群进一步分析,从预测准确率和协变量共线性指标两个方面确认了模型的适用度。结果表明：基于聚类分析构建的Logistic模型预测准确率均达到80%以上;变道或超车、车龄、支路及环形交叉口、双幅路(有中央分隔带)对事故伤害严重程度有异质性影响;行人年龄大于46岁和夜间行车会明显增加事故严重程度;其中,变道或超车和行人年龄对新能源汽车事故严重程度的影响比传统人-车事故更加显著。     

国家园林县城省际分布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针对中国城市分布格局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以国家园林县城这一特殊类型城市为例,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不平衡指数等方法,刻画其数量省际分布格局的演化;综合运用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在省域尺度上探究其分布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和交互作用。结果表明:(1)国家园林县城分布一直具有显著的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性,所形成的空间异质性格局基本保持稳定,但数量在省际间的离散程度总体变大;(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县城建成区绿地率、(自治)县旗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引致国家园林县城数量空间分异的显著性因素,其作用方向除后者外均为正向,作用强度以前者为强;(3)各因素的效应均存在明显的空间非平稳性,但其作用的空间分布模式互有区别;影响也并非相互独立,其间存在非线性增强型和双因子增强型两类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力均要大于单独作用时,其中县城建成区绿地率对其他因素的增强作用最为明显。     

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北京地区PM2.5预报的改进应用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REG）将多模式空气质量预报系统中3个模式（CMAQ、CAMx和NAQPMS）对北京市2016年PM_2.5的预报结果和观测数据进行集合,并对集合结果进行评估。结果表明：①不同模式的预报结果不尽相同,均能够反映2016年北京地区PM_2.5随时间的变化趋势,CMAQ、CAMx和NAQPMS相关系数为0.6~0.9,标准化平均偏差为-0.6~0.6。3个模式对重污染峰值预报都存在偏差,NAQPMS预报偏差低于其他模式;②基于多元线性回归集成预报模型能显著提高日均PM_2.5预报的准确率,能较好地改进不同季节模式整体高估或者低估的系统性偏差现象,春季国控平均偏差由-23 μg/m³改善至-2.3 μg/m³,冬季平均偏差降低近20 μg/m³;③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2016年红色预警期间小时PM_2.5订正结果显示,相关系数提高了0.13,均方根误差降低了20~30 μg/m³,并且对峰值浓度有较好的调整,预报峰值更为接近实况峰值,特别是对北部地区的改进效果较为明显,反映了实际观测数据对空气质量数值模式预报修正的研究意义和可行性。     

区域碳排放空间转移特征及其经济溢出效应

准确把握区域碳排放转移的空间转移特征,明确其经济溢出效应是引导区域碳排放合理转移的基础。以中国省际区域为研究对象,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采用碳排放系数法分别测算了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入总量及碳排放转出总量;通过构建基于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综合运用Moran’s I指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别研究了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经济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碳排放转移总量均较大,其中碳排放转入总量大于碳排放转出总量,东部及中部较发达地区均具有正的净转移特征;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入和碳排放转出的Moran’s I指数分别为0.17和0.14,表明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在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空间集群特征;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在局部空间主要表现为L-L模式和H-H模式。其中东部及中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表现为H-H模式,西部地区及中部欠发达地区表现为L-L模式,而中部地区则表现为L-H模式或H-L模式为主;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经济溢出类型主要有五种具有区域特征的溢出模式,其中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入所产生的经济溢出效应要强于碳排放转出。最后,针对研究结果,分析了其产生的可能原因,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和建议。     

行业特征对低碳约束下工业绿色TFP增长的影响

工业是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主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工业发展将面临越来越强的能源与碳排放约束,工业增长必须由要素驱动的投入导向型转向创新驱动的效率导向型,提高低碳约束下的绿色TFP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推动以绿色TFP增长为核心的工业低碳转型。该文基于非参数生产前沿分析方法,在考虑能源投入与碳排放这一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分析框架下,利用全局DEA方法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1998-2010年中国工业36个细分行业绿色TFP的动态变化。考虑到中国工业内部不同行业在要素投入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规模、能源消费结构及行业开放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文章分别利用条件均值回归和条件分位数回归,就上述行业特征因素对工业绿色TFP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了计量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行业平均企业规模和行业企业集中度对行业绿色TFP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行业资本深化则抑制了行业绿色TFP增长,行业私营企业比重的提高并没有促进行业绿色TFP增长,FDI和煤炭消费比重均对行业绿色TFP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变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对处于高分位和低分位绿色TFP指数的行业来说,行业特征因素对行业绿色TFP增长的边际效应较弱,行业特征因素对处于中间分位的行业绿色TFP指数的边际效应最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上述结论对我国工业行业低碳转型发展的政策启示。     

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能否起到保护森林资源的作用

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已在我国实行30余年,其能否实现森林资源的永续增长是一个悬而未决且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命题。为此,本文在对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进行制度变迁分析的基础上,以其在1991年和2001年的制度改革为自然实验依据,通过精确断点回归模型估计出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变迁各阶段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森林采伐管制经历了"无管制"、"全面管制"、"分类管制"等三个阶段,政府管制强度总体呈现递增趋势。断点回归结果显示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的全面实施以及2001年的分类管制改革对有林地面积和森林蓄积量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见,1991年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在全国层面实施并没能起到保护森林资源的作用,2001年后国家加大采伐管制力度,即在加强公益林采伐管制的前提下,不断增加公益林区划面积的做法可能会造成森林资源遭受更严重的破坏。究其原因,主要是森林经营者在生存压力或经济激励下可采取"滥砍滥伐"或"俘获"政府等方式突破现有管制,政府一味的加大管制力度反而会进一步刺激森林经营者"超额"采伐行为。本文同时发现,自1991年以来我国有林地面积、活立木蓄积量大幅度的增加主要归功于重点工程造林项目在全国层面的实施。基于此,认为国家应在限额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弱化政府对采伐许可等管理制度的管制力度,并大力发展林区替代产业,降低森林经营者的山林依赖度,以期从本源上解决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失灵问题。     

基于GWR模型中国碳排放空间差异研究

本文通过地理加权回归方法(GWR)研究全国30个省份分别在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城镇化、工业结构和能源强度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揭示各影响因素在不同省份的空间差异性。结果表明城镇化在各省市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不断增大,其中东部省市的影响较大。工业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最大,并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能源强度对二氧化碳排放在总体上有正影响,对中西部地区的部分省份在2007年有负影响,说明存在能源回弹效应。因此,在总体上制定减排政策时,要分区域、分省域制定合理的碳减排目标,对相邻的省份制定协同减排计划,同时要兼顾到欠发达省市的经济发展状况,让经济发达的区域和省市适当承担较多的碳减排任务。具体来看,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合理利用公共的城市资源,分别从建筑、交通、工业和能源等方面制定低碳城市建设计划,同时,鼓励大家使用公共交通或者低碳出行方式,从而减少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进而能更好地保证生活质量和环境状况;从工业结构方面来看,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逐步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西部地区,要结合当地的地理特征,以提供生产原料为主导产业,发展特色农业和特色林业,不断提升自然因素对碳的吸收能力;从能源强度来看,一方面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积极开发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不断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制定碳减排政策时应考虑回弹效应,尽量减少能源回弹效应的消极影响。     

基于CLUE-S模型的重庆市渝北区土地利用变化动态模拟

以重庆市渝北区为研究区域,运用CLUE-S模型,结合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以2007年和2009年为基期,对渝北区2013年土地利用情况进行模拟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渝北区2013~2020年3种不同情景的土地利用变化模式,模拟了3种情景模式下渝北区在2020年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1)两期模拟的正确率分别达到了92.26%和94%,Kappa系数值分别为90.32%和92.5%,均取得了较好的模拟效果,说明CLUE-S模型适用于渝北区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模拟研究,具有较好的模拟区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的能力;(2)地形、国道、省道、高速公路等主要道路、河流、城镇和村庄是影响渝北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3)在3种情景模式中,主要的用地格局变化均发生在两江新区,区内建设用地总体呈现向东北部扩张的趋势,表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对用地类型的变化具有较大的影响;(4)从促进城乡统筹和谐发展、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和保护耕地的区域发展目标而言,情景模式2为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研究结果可为决策部门在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土地管理方面提供参考依据。     

压煤村庄搬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兖州市为例

我国的煤炭资源开采大部分都是采取井下开采的方式,该种开采方式在进行过程中容易引起覆岩层的原始平衡状态遭受破坏,同时伴随冒落、断裂或者弯曲等移动变形的情况出现,并最终涉及地表。到目前为止,由采矿引起的地面塌陷和地表开裂,已经导致了大量建筑物被破坏,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对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扰,减少了耕地,形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严重影响地区的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压煤村庄搬迁能改善矿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但是由于村庄搬迁引起的耕作半径增加,改变了从居住区到田地的距离,引起机械化程度、耕种方式和农业劳动力需求等变化,从而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地区的社会稳定性,也会增加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山东省是重要的产煤发展基地,村庄搬迁后远离耕地,为农民的往返与出入带来了不便。本文以兖州市已搬迁的八个村庄为研究对象,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了实地调研,并将调查后的数据进行了分类统计与回归分析,运用SPSS软件进行Logit模型回归分析,最终确定主要生活来源和田间道路修建两个因子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存在密切的相关性,交通工具的变更与大型机械的配备对其也有较大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可为该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村庄搬迁和农业生产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