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脆弱区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研究——以沂蒙山区为例

乡村旅游在实践中正从边缘化向系列化发展。沂蒙山区是全国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针对沂蒙山区乡村旅游资源状况,分析了沂蒙山区发展乡村旅游的市场条件,认为生态脆弱区发展乡村旅游应遵循经济多元复合化发展与内源发展的原则,建构纵向深化与横向附加开发模式,具体提出乡村旅游开发途径,即旅游内容特色化、耦合化,旅游服务网络化、规范化的深化途径与附加旅游教育和旅游养生内容等途径。     

城市水业PPP项目的风险分担研究

公私合伙制（即PPP）模式在城市水业项目中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公私双方的合作方式和风险分担是PPP项目成功的关键。在不同的合作关系中,公私双方所承担的风险种类和程度都有所不同。因此,只有理顺PPP项目合作方式与风险分担的对应关系,公共部门才能正确选择PPP项目的合作方式和私营合作方。     

秦皇岛市天然矿泉水水质特征及开发利用前景研究

秦皇岛市天然矿泉水主要赋存在早太古代的花岗岩和变质岩的构造裂隙与风化裂隙之中,有锶、偏硅酸、锶及偏硅酸、锶溴及偏硅酸等4种类型。矿泉水水源地数量较多,水质优良,但开采程度较低,开发利用前景广阔。     

Accumulation and quantitative estimates of airborne lead for a wild plant (Aster subulatus)

Foliar uptake of airborne lead is one of the pathways for Pb accumulation in plant organs. However, the approximate contributions of airborne Pb to plant organs are still unclear. In the present study, aerosols (nine-stage size-segregated aerosols and total suspended particulates), a wild plant species (Aster subulatu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oils were collected and Pb contents and isotopic ratios in these samples were analyzed.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Pb was 96.5 ± 63.5 ng m⁻³ in total suspended particulates (TSP) and 20.4 ± 5.5 ng m⁻³ in the fine fractions of size-segregated aerosols (SSA) (<2.1 μm),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arser fractions (>2.1 μm) (6.38 ± 3.71 ng m⁻³). Enrichment factors show that aerosols and soils suffered from anthropogenic inputs and the fine fractions of the size-segregated aerosols enriched more Pb than the coarse fractions. The order of Pb contents in A. subulatus was roots > leaves > stems.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of Pb isotope ratios (²⁰⁶Pb/²⁰⁷Pb and ²⁰⁸Pb/²⁰⁶Pb) among soil, plant and aerosol samples were found. Based on the simple binary Pb isotopic model using the mean ²⁰⁶Pb/²⁰⁷Pb ratios in TSP and in SSA, the approximate contributions of airborne Pb into plant leaves were 72.2% and 65.1%, respectively, suggesting that airborne Pb is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for the Pb accumulation in leaves. So the combination of Pb isotope tracing and the simple binary Pb isotope model can assess the contribution of airborne Pb into plant leaves and may be of interest for risk assessment of the exposure to airborne Pb contamination.     

河流型硅藻水华研究进展

通过对硅藻水华发生机制相关文献的研究分析,对硅藻水华发生机制做了一般性探讨,并重点关注了河流型水华的发生机制的独特点。河流水华种类主要为中心硅藻纲,静水生态系统水华种类除中心硅藻纲还包括部分羽纹硅藻纲种类。河流水华硅藻种类对营养盐浓度、温度和光照等环境因子具有一定的适应范围。与静水生态系统相比,河流硅藻水华受气象和水文等物理指标的影响更为明显。河流硅藻水华中常具有时滞现象,其中由气象和水文因素引起的时滞现象最为明显。目前河流硅藻水华的防治仍然以上游水库下泄稀释为主,但是这种方法会造成一定的水资源浪费。河流水华硅藻的生理属性、硅藻水华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节水与抑制水华的统筹以及其他控制水华的方法都是未来河流硅藻水华研究的重点。     

不同培养条件下锰过氧化物酶(MnP)的合成及其对甲基橙的降解

高效、大规模、低成本合成木质素降解酶是直接采用其降解难降解有机污染物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对锰过氧化物酶(MnP)降解甲基橙和在非灭菌的反应器中连续合成MnP的可行性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在采用2 mmol H2O2和1.5 mmol MnSO4的降解体系中,获最大脱色效果,且100、200和300 U/L的MnP可在8h内将甲基橙分别脱色18％、23％和35％;在非灭菌的反应器水平上实现了固定化培养的P.chrysosporium连续23 d合成MnP,但MnP酶活仅为2～ 23 U/L,难以酶解甲基橙;然而,在摇瓶培养条件下固定化的P.chrysosporium合成的MnP却能达1 152 U/L.因此,直接采用MnP对污染物进行降解以及在非灭菌的反应器中持续合成MnP是可行的,但就在非灭菌条件下如何提高MnP的合成量还有待开展深入的研究.     

1994~2006年上海市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快速发展的都市地区是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热点。基于上海市1994、2000、2003和2006年4期航空遥感影像资料数据,运用人机交互目视解译方法建立上海土地利用空间数据库,并结合GIS空间分析、数理统计方法与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对上海市1994~2006年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2 a间,上海市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为207%;在各种用地变化中,耕地面积变化最大,共减少了94 00772 hm2,减幅达233%;从耕地转移来看,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包括工业仓储用地、交通用地、城镇居民点用地和其他用地）面积共74 82586 hm2,占耕地面积总流出量的6712%;可见城镇建设用地急剧扩张而大量占用耕地,是上海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上海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城市绿地的大幅增加,12 a间城市绿地面积共增加了9 29241 hm2,单一动态度为1876%。从上海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特征来看,各区的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差异明显,且表现出明显的中心城区-近郊-远郊递减趋势,其中浦东新区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最大,崇明县最小,这种差异与各区（县）的区位条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通过对上海LUCC的驱动力定性定量分析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包括人口分布及变化、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策以及国际大型活动的举办均对上海土地利用格局及其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农田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及市场运作——基于武汉市383户农户问卷的实证研究

选择交易成本低、具有操作性的补偿方式,实现农田生态产品的市场运作,是农田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的关键。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武汉市农户对不同农田生态补偿方式的认知、选择以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政府补偿方式在农田生态补偿领域的缺陷及引进市场方式的建议。研究表明:(1)武汉市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的认知程度较低,仅有10.71%的受访农户听说过生态补偿、生态危机等概念;(2)49.02%农户对现行的现金补偿方式不太满意,认为补偿金额太低,94.65%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接受更高额度的现金补偿方式;(3)农户对现金、实物、技术(智力)、政策等农田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受其性别、年龄、家庭人口、家庭年收入、家庭中需抚养人口数和文化程度的显著影响。研究提出构建农田生态补偿的交易平台、完善生态环境物品数量化的体系设计和管理模式的多样化是推进农田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运作的关键。     

丹阳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

通过丹阳市4个村320户农户实地问卷调查,分析了丹阳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由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给出了影响因素的驱动力、贡献率的数学表达。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宅基地个数、家庭总收入等影响因素对流转意愿呈正相关;户主年龄、家庭人口数量等影响因素对流转意愿呈负相关。同一农户的影响因素在不同阶段对流转意愿度的贡献率不同,家庭收入和户主年龄是影响宅基地流转的主要因素,他们对宅基地流转分别起着推力和阻力作用,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两者之间彼此消长。实地抽样结果分析表明,丹阳农村户主文化程度若为初中且年龄在35岁时,家庭收入能达到34 000元的话,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度超过50%。以后每年家庭收入能有一定增速的话,农户流转意愿度将持续保持在50%以上。     

创新体制 |转变发展方式

没有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为环境改善所作的一切努力将成为徒劳！发展方式的转变为什么在中国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无序竞争、产能过剩、高耗资源、损害环境的现象有增无减？发展方式的转变,这对于中国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敞开大门,招商引资,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许多要素,我们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的口号是“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我们别无选择。其实还有一个视角去观察“中国模式”,即三组动力叠加的发展模式：千万个企业靠内在冲动和外在强制推动这个国家的发展,这是大多数国家共同的特征。我们会清晰地发现,政治文明、文化文明建设是最不需要消耗多大物质财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