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 air pollution regulation: A breath of fresh air for Eastern European polluting industries?

Does air quality regul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 foster polluting activity in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n original variable that evaluates regulation stringency, based on the EU Air Quality Framework Directive. Focusing on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and controlling for endogeneity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regulation and trade, we provide robust evidence that EU countries implementing more stringent air pollution regulations import relatively more in pollution-intensive sectors from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2种鼠尾草对模拟酸雨胁迫的耐受性比较及其生理机制研究

为探究2种具有较高药用和观赏价值的鼠尾草对酸雨的耐受性及其生理机制,以美丽鼠尾草(Salvia meiliensis S.W.Su)和贵州鼠尾草(S. cavaleriei Lévl.)为试验材料,分析了2种鼠尾草在不同pH(6.8、5.6、4.5、3.5和2.5)模拟酸雨胁迫下伤害等级、叶绿素含量、抗氧化酶活性以及丙二醛和有机渗透调节物质含量的变化。结果显示：模拟酸雨对美丽鼠尾草的伤害程度高于贵州鼠尾草;随pH的下降,2种鼠尾草叶片叶绿素a、b和总含量逐渐降低,但贵州鼠尾草叶片叶绿素a、b和总含量高于美丽鼠尾草,并以较高的叶绿素a/b适应模拟酸雨胁迫;2种鼠尾草在模拟酸雨胁迫下产生了适应性反应,表现为叶片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和脯氨酸含量以及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升高,但这一适应性反应被降低的过氧化氢酶活性严重削弱;模拟酸雨胁迫下,贵州鼠尾草叶片SOD、POD和CAT活性均高于美丽鼠尾草,叶片MDA含量低于美丽鼠尾草。研究表明,尽管美丽鼠尾草渗透调节能力很强,但其抗氧化酶活性、叶绿素含量和叶绿素a/b都低于贵州鼠尾草,使其膜脂过氧化程度较高、对光能的吸收和转化效率较低,是其对模拟酸雨的耐受性低于贵州鼠尾草的重要原因。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问题

近年来,场地和土壤污染勘查评价与修复逐渐发展成为环境科学和土木工程领域的热点,场地和土壤修复业务随之愈来愈多。但土壤修复理论和技术发展相对缓慢,无法满足土壤修复行业发展的需要。实践中,在场地和土壤污染勘查与评价的现行标准中,对土壤环境质量评价仅考虑了土壤中某物质成分的人为超标问题,而忽视了土壤中自然异常而导致土壤中某物质成分超标问题的评价,且误将土壤中某物质成分的超标等级定为土壤污染程度等级的全部。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通过研究,在深入分析各领域土壤污染评价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土壤污染评价的一般过程、方法和标准,供标准修订参考。     

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

环境规制是实现农业面源污染减排的重要手段,而科学合理地划分环境管理权力是夯实环境规制减排绩效的制度基础。厘清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优化环境管理体制和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此,文章将环境规制、环境分权和农业面源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2005—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显示:①环境规制是抑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手段;环境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环境行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则表现为负向作用。②环境事务管理权力的下放将恶化环境规制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引发“绿色悖论”效应,其中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的影响尤为突出。③从区域层面来看,中西部地区环境事务管理权力下放引发的“绿色悖论”效应显著,而东部地区则不显著。④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随环境分权程度的变化呈现出门槛特征。伴随环境分权程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由“援助之手”转为“攫取之手”。因此,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应制定差异化的环境分权策略。一方面,环境行政权力应适当下放,而环境监察和环境监测权力要逐步上移;另一方面,进一步压缩中西部地区环境政策自由裁量空间,加大农业环境考核与监督力度。同时,建立长期动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形成联防联控治理格局。     

上海浦东新区农业发展环境规划研究

基于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有效地控制农业环境污染的目的,综合环境、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因素,建立了浦东新区农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灰色线性规划模型。该模型将农业结构调整与经济预测、化肥与农药的流失控制以及畜禽粪便污染联系起来,动态地分析规划年份的浦东新区农业生产结构,确定了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方针。     

从《工伤保险条例》修订案析“三位一体”的缺失

针对《工伤保险条例》修改草案中拟新增的事故报告规定与现行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相脱节的现象,分析在安全管理、事故和职业病预防、工伤保险上政出多门的弊端及其影响,结合国外的,特别是日本做法的可借鉴性,指出实现事故预防-事故赔偿-工伤康复"三位一体"的事故管理机制的关键,首先要尽早理顺管理体制并对各行政机构的职能权限进行科学合理界定。     

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城市环境时空调控范式研究

城市环境－生态系统是高度复杂的时空复合动力学系统。通过对城市环境问题的空间动力学机制分析后,提出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时空调控的层次途径,并构造了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空间信息技术、环境建模技术、决策支持系统、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城市生态－环境系统时空调控的体系框架,为城市环境管理及环境空间决策提供新的理论范。     

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研究

本文构建了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研究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的分析,模拟结果显示,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社会福利等不同目标下对应的最优环境税率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政府环境税率的不断上升,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当环境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的内生治理动机。在环境税率提高的初期,研发引致的环境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数值之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对于经济而言,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应在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进的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内在治理动机,将环境税率设定在适当水平。本文还模拟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与仅考虑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形相对比,政府征收环境税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提高,充分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着正外部性。环境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改善环境治理状况。环境组织的参与还能够使得环境税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双重红利逐渐释放。因此,在发挥政府规制与市场调节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公众福利的重要方式。     

论环境公共规制有效性约束体系的完善

外部性与公共产品是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基点各国实行了包括税收、补贴、市场交易、行政强制等在内的多种规制政策，各种政策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和政策效果，需据实选择。我国现行的环境公共规制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公共规制手段过手单一，政策效果难以保证；环境保护收费制度不完善。政策效果受限；环境保护税制不健全，导向作用不突出：排污权交易制度尚处手试点阶段，作用空间太小。为了有效实现环境保护目标，需要进一步构建并不断加以完善多元化的环境公共规制体系，即：改革环境收费制度，加强资金管理；完善现行税制，发挥税收的环保导向与激励作用；综合利用财政激励机制，扶持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全面推行排污交易制度。     

引水调控改善太湖湖湾水环境及其效果预测

在总结太湖水污染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得出水流缓慢、动力掺混能力弱、水流交换不畅、水体自净能力差、纳污能力小、入湖污染负荷量大且远超过湖湾的纳污能力是梅梁湖湾水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提出区域水污染综合治理、入湖污染物总量控制、引水调控等水污染防治策略及其关键控制技术,利用数值模拟技术给出了太湖梅梁湖湾入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定额,并结合引江济太调水试验,采用平面二维水流水质数学模型模拟预测引水调控对梅梁湖湾的水环境改善效果及大流量集中调水和小流量维持性调水的水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