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市城市热岛效应特征分析

通过对1998年-2003年阳江旧站和阳春新站同期观测数据的分析,得知阳江热岛基本存在着秋冬季强、春夏季弱,一天中以08:00最强、14:00最弱的特点,但具体情况还跟天空状况有关。结果显示,天空状况和海陆风是影响阳江热岛的主要气象因素,其中天空状况对热岛发生频率及其强度具有明显的影响,表现出晴到少云状况下出现热岛的频率较多云到阴时高的特点。结果表明,阳江市城市热岛效应整体上不是非常明显,热岛强度以弱热岛和无热岛为主,炎热(或酷暑)天气较少,通常只在台风来临前,才有1～2天的闷热天。     

江南水乡古镇城市化倾向及其可持续发展对策——以乌镇、西塘、南浔三镇为例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江南古镇不仅在传统景观、人工环境、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古镇的功能上持续发生演变,而且体现出水体景观艺术化和水网功能的时尚化、开放空间利用方〖JP2〗式的城市广场化和公园化、古镇居民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和多样化、现代城市商业街模式和行为商业化,以及现代生活与传统物质空间之间的冲突等严重的城市化倾向和特点。立足于古镇的原真性保护,在城市化过程中古镇应保护和延续农业社会聚落特征,强化古镇时空异化过程;规划景观遗产隔离廊道,保护江南水乡区域景观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保护古镇水乡文化的原真性,营造和谐的整体人文生态系统体验;合理调控容量,降低聚集密度和强度,控制服务设施和规模,再现诗意生活场景,实现可持续发展。     

厦门快速城市化中居民食物C、N、P消费动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元素循环影响越来越显著,不可持续的家庭消费已成为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食物元素消费的研究也成为可持续消费的重要研究内容。以厦门市为例,分析了1988-2010年居民食物C、N、P元素消费的变化趋势及特点,探讨与其变化相关的经济、社会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988-2010年全市食物消费总量不断增加,由49.33万t增长至106.36万t。但是人均食物消费量由321.28 kg/(人.a)降至301.32 kg/(人.a)。厦门市食物C、N、P消费总量均在上升,1988年食物C、N、P消费量分别为10.14、0.64、0.05万t,到2010年食物C、N、P消费量分别为17.29、1.21、0.11万t,分别增长了70.45%、88.91%、117.11%,与此同时人均食物C、N、P消费量却在降低,其变化趋势与人均食物消费量的变化趋势接近,但并不完全一致,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为人均食物C消费量,下降了24.92%,其次是人均食物N消费量下降了16.79%,下降幅度最小的为人均食物P消费量降低了4.37%。这主要是由于食物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所致,粮食在食物C、N、P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持续下降,禽畜肉、瓜果、鲜蛋、奶制品等在食物C、N、P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分别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城市家庭食物消费模式由"以粮食为主"向"以粮食和肉类、蔬菜为主"转变。通过将相关经济、社会因子与居民食物C、N、P消费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表明,人均GDP、恩格尔系数、人均可支配收入、食物消费支出、食物价格指数、大学人口比重、平均家庭人口数,与食物C、N消费量均相关,与食物P消费量相关性不显著。     

Climate change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water and wastewater management

Life, in combination with solar radiation and abiotic processes, is most probably the reason why liquid water has existed on Earth for over billions of years, and the global mean temperature has remained in a lifeenabling range. Efforts to limit or even reverse global warming must be derived from the knowledge of the Earth’s complex life-support system. In this context, the balance between liquid and gaseous water plays a crucial role, and water management becomes an important field of innovation and action, globally, on the scale of watersheds but also on the very local level. Cascading use, reuse, and temporary storage of water in urban settings must be considered to limit over-extraction of water from natural resources, and to maintain the life supporting function of ecosystems. At the same time, public health requirements, cost efficiency, and reliability demands are to be met.     

厦门市水体表层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生态风险分析

沉积物是水环境的基本组成部分,其重金属含量常被作为水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以厦门市为例探讨了不同城市化区域水体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分布特征,并采用沉积物地累积指数、Ha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等方法对重金属Zn、Pb、Cu、Cd、Cr、As、Hg进行环境风险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厦门水体表层沉积物中Zn、Pb、Cu、Cd、Cr、As、Hg的含量分别为182.2、63.7、31.3、0.19、67.9、10.4、0.11 mg/kg,空间分布呈现出从城市远郊区到中心城区显著增加的趋势;依照地累积指数评价结果显示：7种重金属的污染程度顺序依次为：Hg（Pb（Zn（Cu（Cd（As（Cr;采用Hakanson提出的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获得厦门市主要水库重金属生态风险构成危害的顺序：Hg（Cd（Pb（As（Cu（Zn（Cr;水体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水平与区域城市化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呈正相关关系,这为我国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水环境恶化问题的改善提出了警示。     

天津城市化对市区气候环境的影响

利用天津市区和郊区两个气象站近50年的地面温度、辐射、日照、风速、相对湿度和降水量资料,系统地分析了天津城市化进程对城市气候的影响,结果表明影响是显著的。受城市化的影响,天津市区地面温度远高于郊区,城市热岛效应明显,市区增温率达0．42℃·（10a）^-1,50年增温幅度达2．5℃,其地面总辐射、直接辐射和日照时数逐年减少的特征也进一步证明了城市化对大气的增温效应;市区近地层风速、相对湿度明显小于郊区,其中,平均风速以0．35m·s^-1·（10a）^-1的速率减小,相对湿度以1．11％·（10a）^-1的速率减小。近50年来天津市区的降水量和降水日数均呈现明显的减少趋势,降水量的倾向率为5．91mm·（10a）^-1,降水13数的倾向率为3．2d·（10a）^-1。     

厦门后溪流域沿城乡梯度浮游细菌多样性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为研究城市化对河流浮游细菌的影响,选取厦门后溪流域沿城乡梯度采集样品,并利用变性梯度凝胶电泳(Denaturing gradient gel electrophoresis,DGGE)和多元统计方法对浮游细菌群落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Shannon-Weiner多样性指数和DGGE条带数随着采样站点和城市中心距离的减小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聚类分析(Cluster)和多维尺度分析(Multidimensional scaling,MDS)将12个站点的浮游细菌群落分为4组,测序结果显示β-变形菌(Betaproteobacteria)是优势类群,占40.0%.统计分析表明,pH和总氮(Total nitrogen,TN)是影响后溪浮游细菌群落组成最主要的环境因子,他们共同解释了47.6%的群落组成变化.总之,沿城乡梯度随着水体理化指标的变化,浮游细菌群落也发生明显转变,表明后溪浮游细菌受到城市化的强烈影响.此外,结果也提示DGGE可以作为监测与评价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工具.图6表2参33     

天津滨海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风险分析

从天津滨海新区城市化趋势入手,系统分析了滨海新区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非突发性环境风险、突发性环境风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滨海新区区域生态环境安全和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环境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水环境安全系统是影响滨海新区区域生态环境安全的关键因素,滨海化工区是环境风险事故重点控制区、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是环境风险影响重点防范区。结合滨海新区区域发展战略,提出了天津滨海新区环境风险防范管理对策与建议。     

江西省城市化与生态综合响应程度分析

在构建城市化综合指数与生态综合指数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响应度模型,并对江西省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①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城市化综合指数逐步提高,现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而江西省生态综合指数及其分量不仅表现波动规律,还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②1978~1990年间的生态综合指数及其分量与城市化的综合响应度普遍高于整个考察期和1991~2005年间的综合响应度,反映出在1978~1990年间江西省生态对城市化进程具有更强的敏感强度。可见在城市化增长阶段与生态质量改善阶段并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其结构变异不仅和城市化本身的推进模式有关,更重要的是和生态建设及保护的方式有关。     

广州市南沙区海岸防护林群落构建技术研究

森林是稳固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载体,因其能提供巨大的生态服务功能而备受各国政府和学界的关注。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步伐逐渐加快,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以广州市南沙区海岸景观防护林（也即河涌水网林、公路隔离林、海岸防风林）建设为例,主要研究了防护林的关键构建模式、林分群落结构等方面内容。结果显示,采用多层次的乔灌草配置,遵循适地适树的原则,以本土树种为主,搭配部分优良的引进树种,采取适合的营林措施,可构建出具有一定防护功能的人工林群落。广州南沙防护林建设是珠三角地区城市森林建设的一个缩影和代表,为我国南方城市森林建设理论的创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经验。破解城市化危机,创建宜居城市环境,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应综合考虑城市的人口集中程度,经济发展规模,环境污染模式,针对具体的水分、气候和土壤等要素,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技术,制定合适的森林构建模式,并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的协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