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原则通过《上海宣言》呼吁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纳入政府政绩考核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21304年会于2004年11月7日在上海闭幕，原则通过了《上海宣言》，200多位与会者在宣言中共同呼吁，各级人大和政府要加强对循环经济的宏观指导，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纳入政府政绩考核。     

治污投资的政府最优政策博弈

外部性的存在及制造商治污投资动机不足要求政府对制造商的行为进行相应的规制，政府在制造商的治污投资行为中主要的作用是通过各种措施使得制造裔有动机地去自觉地进行有效的治污投资;政府的主要控制手段包括直接管制及借助市场激励，政府制定环境管理策略的关键因素是“惩罚的力度与激励的强度”。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从制造商的治污投资行为出发研究政府制定环境管理规制的策略，通过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分析福利增进量、洽污成本与治污效果等三个因素对“惩罚力度与激励强度”的影响。     

清洁生产运行机制探讨

文章分析了清洁生产的运行机制，认为清洁生产方案的实施受企业、政府、公众、市场和社会环境等五个方面的影响与制约。在此基础上，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讨论了我国在实施清洁生产方案所面临的问题，并从企业、政府、公众、市场和社会等方面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要闻

主体领域两会召开,对我们这些安全专业媒体的记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希望代表委员们能多关注安全。听温家宝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心里就盼着:多讲点安全的内容吧;看总理回答中外记者问题,多想有记者能代我们问问安全问题……诚然,中国政府对安全的重视和对生产意外的控制能力,的确在不断增强;但在我心里,总觉得还是不塌实,毕竟事故太多,而治本之策难求。一个国家,全民的社会安全意识仅由频发的事故危害引发并以此维持的时候,就注定了严峻形势之下力所能及的只能是对安全“粗放型”的治理,最突出的表现:只要是做安全工作的,无一例外地都感觉到事情特别多、责任特别重、压力特别大。3月10日,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接受中央电视台“春天的约会”栏目访谈时,来自山西的基层安监执法人员向局长诉说基层安全工作者的苦恼,李局长对手下的兵说:安全工作者要任劳更要任怨,要牵挂着井下的矿工,带着这样的精神和感情去工作;执法要严格,工作要抓实,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并且答应尽量向国务院反映安全工作者的艰苦。真希望国民的社会安全意识能像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一样,稳步提高,希望如李局长所说的那样,有全社会、全党的关注,中国安全生产的状况会越来越好。     

“绿色信贷”推动中国节能减排

11月27日，为期一天的2007“节能中国”高层论坛暨“绿色信贷”创新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由兴业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和《金融时报》社共同主办。论坛邀请了国家发改委、中国银监会、国家外管局等国家有关部委和金融监管机构领导、地方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国际金融公司高级官员、     

政府"腰杆"要硬:打造硬约束"双核"

在一系列环保新政中,考核领导环保政绩旨在对人,战略环评测是对事(建设项目),这两项构成了环保硬约束的强效"双核",将促使环保从"软约束"向"硬约束"转变.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升格为总局李毅中出任总局局长

日前国务院决定，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升格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同时专设由总局管理的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提高监察的权威性，强化煤矿安全监察执法。要落实地方政府煤矿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建立地方政府领导分工联系本地区重点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制度．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地位．所有煤矿都要落实法人代表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财政能力、公共服务供给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北大核心CSCDCSSCI

流动人口的安居乐业既是衡量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重要标尺,也是检验城镇化成果的主要方式。文章从财政制度和财政资源双重视角出发,构建了政府财政能力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分析框架,基于2014—2018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样本期内,政府财政能力增强与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均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且在公共服务影响居留意愿的路径中,财政能力表现出增强型调节作用。②分区域检验发现,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的关注度更高,但财政能力对公共服务供给的调节效应较弱,需求侧与供给侧不匹配反映出财政职能履行存在短缺,中部地区财政能力对公共服务供给的调节效应最强。③财政能力方面,财政汲取能力提升会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正向影响,财政自主权、财政配置能力、财政透明度均产生干扰型调节作用。④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财政能力增强主要体现在硬公共服务增加上,并对流动人口产生正向溢出,而针对软公共服务的户籍限制会削弱居留意愿;门槛模型进一步检验发现,人均GDP差异的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财政激励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策略行为,当地区人均GDP跨越门槛值后,政府财政能力对软公共服务的调节作用由促进转为抑制。研究认为,应尽快改革公共财政制度,矫正不当的财政资源配置方式,增加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切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居民佩戴口罩防护行为研究

口罩作为阻隔病毒传染的物理方式之一,其能阻断病原体经飞沫传播,同时具有双向隔离保护作用.佩戴口罩对于公众防范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风险和维持人体基本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居民佩戴口罩的行为模式特征,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人群环境暴露行为模式调查,分析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居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佩戴口罩的行为特征,并探讨不同潜在风险人群佩戴口罩行为模式的差异性.结果表明:①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人群外出佩戴口罩的比例在99%以上,显著高于非疫情期间的口罩佩戴率（16.05%）,其中,医务人员以及与人群广泛接触群体的口罩佩戴率最高（100%）.②居民以仅佩戴医用外科口罩、仅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以及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3种模式为主,占31种口罩佩戴模式的60%以上.③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同职业人群、不同所属人群以及不同疫情地区人群佩戴口罩的比例均存在显著差异.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居民佩戴口罩的更换频次多为累计使用时长4 h更换一次和累计使用时长24 h更换一次.⑤人群外出佩戴口罩的比例随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程度的升高而增加.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分布特征和管控措施存在差异,但居民佩戴口罩行为均表现良好,其中居住地不存在疑似病例的人群比居住地存在疑似病例的人群的口罩佩戴率更高,说明人群佩戴口罩行为与疫情的发展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人群佩戴口罩这一防护行为总体执行较好.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居民洗手行为研究

直接接触和飞沫传播等方式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合理的洗手行为是切断暴露途径和降低病毒感染风险的有效防控措施,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具有重要的作用.该研究于2020年2月25日—3月14日,采用电子问卷的方式调查了覆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 728个县（区）18岁及以上的居民,收集共计8 330名成人的洗手情形及洗手时长等信息,分析不同暴露情景下的洗手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女性、城市地区居民在洗手比例和洗手时长上均分别高于男性、农村地区居民.人群在一般暴露情景下的洗手比例较高,而对于病毒感染风险较高的暴露情景（如咳嗽或打喷嚏后、接触他人后等）的洗手率（分别为73.6%和83.9%）排名靠后,说明人群对病毒的传播途径和防护措施有待深入理解;在洗手时间上,根据WHO规定的洗手时长标准（20 s）,仅有41.7%的人群洗手时长合格（大于20 s）,城区居民洗手时长的合格率（42.0%）显著高于农村地区（39.7%）;总体上,具有外出经历的人群洗手比例较未曾外出的人群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住地是否存在新冠肺炎疑似和确诊病例显著影响居民的洗手行为,但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居民的洗手时长合格率（37.2%）最低,反而疫情最轻的地区居民的洗手时长合格率（43.6%）最高,说明居民的洗手行为可能受疫情等多方面的影响.研究显示,相比于非疫情期间而言,疫情期间我国居民洗手行为发生率提高,洗手时长合格率提高,但是仍然水平偏低.应提高居民洗手行为意识,科学地执行洗手这一防护措施,相关政策制定以及个人防护应当进一步关注和重视洗手行为的防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