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环境保护问题的战略定位与治理体系

环境保护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议题,它所面临的挑战更多源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任务繁重与生态环境先天脆弱之间的矛盾。仅仅依靠单个政府部门或某一政策,或者仅仅依靠单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倡议与行动,均不足以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跨国环境风险,这将倒逼国内与国际社会提升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构建新型环境治理体系。"一带一路"沿线的各地政府不仅要发挥生态环保的示范作用,还要建立横向若干部门和纵向各级政府的协同治理机制,完善环境保护跨国合作制度,鼓励企业、NGO组织与民间力量、智库共同参与环境治理。     

欧盟环境和气候主流化及其对“一带一路”投融资绿色化的启示

本文深入研究了欧盟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中的环境与气候主流化做法与经验,借鉴欧盟委员会相关部门、金融机构与私营部门等采用的一系列政策工具、技术工具、投融资工具、监管工具,以及欧盟将环境和气候要素融入到投资活动中的良好实践经验,提出促进"一带一路"投融资绿色化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核心构建"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管理体系,科学调动资金资源、鼓励社会深度参与、丰富绿色投融资技术工具、挖掘绿色投融资市场潜力,以期在"一带一路"建设投资实践中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基于环境规制中国对“一带一路”火电投资实证分析

以火电行业为例,通过2010—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64国的面板数据回归及灰色关联度分析,探究基于环境规制条件下,各因素对中国火电对外投资的拉动差异,判别不同国别对中国火电投资主要吸引力。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火电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环境规制因素具有重要但非决定性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火电投资的吸纳能力存在差异,可划分为8大类型驱动因素(环境规制强度、经济开放程度、劳动力数量、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资源能源禀赋、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差异、地理距离)。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与东盟贸易的环境效应及其关键社会经济因子影响分析

为识别和量化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基于环境经济投入产出模型,利用贸易和污染物排放强度数据,核算了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中包含的环境成本,并利用冗余分析探索了影响环境成本的主要社会经济因子.结果表明:①2010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期间,中国在工业废气、烟尘、二氧化硫、固体废物的排放上存在污染逆差,分别为3 600×108 m3、3.8×104 t、19.7×104 t和9.8×104 t;但在工业废水和粉尘的排放上存在顺差,分别为5 400×104和1.1×104 t.②重度污染产业贸易均呈污染顺差,中度污染产业贸易的污染逆差最大,轻度污染产业贸易呈现较小的污染顺差.③中国与东盟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造成污染顺差,而与中高收入国家的贸易则实现了污染逆差.④冗余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我国进口贸易中环境成本的主要因子为城市化率和工业产值占GDP比重,说明我国从东盟发达的工业国进口了含大量环境成本的工业品,而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中环境成本的主要因子为出口额,表明我国向欠发达国家出口了大量的初级工业品.因此,我国应加强技术创新,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减少重度污染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同时优化出口结构,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      

一路往西

时隔一年多,那些行走在西藏的记忆,有些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模糊,而羊卓雍错的绚丽色彩,却已经深深浸染入我心里,越来越鲜亮。     

加强新疆环境保护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中一带是指丝绸之路的经济带,而一路便是指世纪海上的丝绸之路,随着现代化经济的不断深入,我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策略来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就丝绸之路经济带而言不仅是我国重点发展环节,并且也是与中西亚连接的桥梁,但不论在哪种发展形势下新疆都是发展重点。如何在经济化全面发展的当今有效促进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环境保护成为今后发展的重点,本文主要对新疆环境污染现状以及加强新疆环境保护、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展开详细分析。     

非均衡视域下江苏沿海“三极一带多节点”空间发展模式研究

阐述了非均衡发展理论对沿海开发的指导作用,分析了江苏沿海非均衡发展的区域条件,指出了“三极一带多节点”空间发展模式的合理性,提出了实施“三极一带多节点”空间发展模式的战略思考.     

“一带一路”视域下山东省海陆经济关联性分析

基于2001~2015年山东省海陆经济数据对其海陆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检验,得出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山东省2001~2015年海洋经济和陆域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山东省海洋经济与陆域第二产业相关性最强,然后是陆域第三产业,较弱的是陆域第一产业;总结山东省沿海七市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和海陆经济关系,得出山东省沿海七市的海陆经济关系模式主要有海陆并兴型和海陆偏移型两种模式。其中,青岛、潍坊和威海属于海陆并兴型沿海城市,烟台、日照、东营和滨州属于海陆偏移型沿海城市。在海陆偏移型沿海城市中,烟台和日照属于海洋经济主导型,而东营和滨州属于陆域经济主导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要素的共同影响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共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国际合作共赢的生态圈,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识.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997—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逐步回归、异质性分析和门槛回归方法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碳排放效应. 结果显示: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显著增加碳排放,体现出“污染天堂”效应. ②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注重绿色低碳发展,削弱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对碳排放的“污染天堂”效应,体现出我国在环境治理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的引领示范作用. ③经济发展可削弱FDI对碳排放的“污染天堂”效应,然而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可显著增加碳排放. ④政策、创新和发展三类机制均导致FDI的碳排放效应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发展机制影响最大,创新机制的碳减排效果相对稳定. ⑤强化环境规制促进了FDI的“污染光环”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则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加强了环境规制. 研究显示,为促进“污染光环”效应形成,应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利用来自中国投资的低碳化特征,增加与中国的投资往来并提高负有环境责任FDI的比例.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也应加强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在此基础上协同政策、创新和发展三类机制,引导FDI投向绿色低碳领域. 此外,还应综合运用环境准入机制和环境经济手段,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