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省域碳平衡能力与城镇化的关系

厘清碳平衡能力与城镇化的关系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和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采用温室气体清单法、碳吸收清查法、碳平衡指标法和多元城镇化测量法分别测算1999—2018年中国省域碳平衡能力与各类城镇化指标,利用空间自然断点分级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分别分析中国省域碳平衡能力与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互动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碳排放不断增多,碳吸收不断减少,碳平衡能力呈上升、下降、先减后增和先增后减四种趋势,碳排放呈“东多西少”分布,碳吸收与碳平衡能力分别呈“西多东少”和“西强东弱”分布。（2）中国人口、经济、空间、生态城镇化和城镇化综合指标不断提升,其中空间城镇化大致呈“西高东低”分布,其余则呈“东高西低”分布。（3）除空间城镇化外,中国整体碳平衡能力与各类城镇化的关系均为反馈型,而各省域增长保护型数量最多,中立型数量最少。     

福利约束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调研数据,构建包含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功能活动和自由程度的可行能力框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福利水平对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并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机会、政治参与和心理感受等福利状况的改善均可以有效降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其中,职业培训、子女上学情况和政治参与状况的改善对降低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最为明显,表明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福利诉求已经从早期的收入水平提升和社会保障转变为社会机会和政治参与。农业转移人口不仅关注自身的社会机会,同时还关注下一代的社会机会,表现为通过职业培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为子女争取更好的上学条件提升代际的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的分组计算表明,福利对逆城镇化的影响程度对于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更为显著。高收入群体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导致其对于福利的诉求更强,因此福利水平改善可以明显降低其逆城镇化倾向。而低龄化群体大部分为第二代农业转移人口,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社会交往等更接近于城市,留在城市的意愿强烈,因此其福利水平改善也可以显著降低逆城镇化倾向。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方面,继续完善居住证制度,逐步剥离和户籍绑定的福利制度,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对城市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应针对重点福利诉求和群体制定倾斜性政策,重点解决职业培训和子女上学等问题,优先满足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市福利的诉求。     

城镇化下平原水系变化及河网连通性影响研究

针对平原区城镇化背景下水系减少及连通受阻等下垫面变化引起的洪涝加剧问题,综合考虑水系结构和水力特性等因素,建立满足行洪排涝需求的平原水系连通度量方法,并以浙东沿海平原河网区为例,分析了城镇化下平原水系特征变化及其对河网连通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近20a来研究区水系数量和结构复杂性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衰减,河网密度和水面率分别减少20%和30%左右,水系尤其是低等级河道的减少导致河网结构趋于骨干化;2河网连通度受水面率等数量特征和水系空间连接结构的共同影响,在水系数量持续减少情况下,整个河网连通度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说明了骨干河道工程对水系空间结构特征的优化,可缓解水系减弱对河网连通的负面效应;3建立的河网连通度方法合理反映了水系数量和结构变化下的河网连通度演变规律,以及水系变化下区域排涝能力的空间差异特征,具有操作性强特点。     

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城镇和农村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并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实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统计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并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回归分析与检验。静态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二者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收敛效应,即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政府主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会降低,同样随着政府主导的提升也会降低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这种影响关系在分区域的回归中依然成立,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动态研究发现全国和分区域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路径依赖特征,全国层面政府主导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口流动及其与政府主导的交互项则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区域来看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应设置单一的政策目标,需要建立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体系,逐步矫正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造成的政府职能异化,精准识别地方财政收支量的规模和结构条件,扩大涉农业务投资的规模,激活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藩篱,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和城镇化迁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旨在加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供给,实现城乡共享发展。     

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省份为例

高效能源利用是推动工业发展,进而促使城镇格局演化的重要催化剂,同时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对工业能源的消费结构和利用效率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必将影响到低碳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等生态责任目标的实现。选取2003—201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对城镇化率、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能源工业投资、工业总产值、城市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等影响工业能源消费的因素进行分析,重点研究城镇化率和工业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和相应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上海、浙江等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明显优于云南、贵州等中西部地区。云南和贵州2012年的城镇化率远远低于2003年上海、浙江的城镇化率,显示出长江上游和下游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水平差距。(2)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存在两个结构变化点,分别为36.9%和48.3%。(3)在第一个门槛点前,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起抑制作用,前期城镇化的发展导致资源和人口的集聚效应明显,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得到提升,从而抑制工业能源消费。在越过第二个门槛点后,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起正向作用,此时工业的发展和生活消费水准的提升对能源消费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最后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和工业低碳化的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建议:加快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份联动发展,缩小城镇化发展差异;针对城镇化率和工业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采取相应的措施引导和控制工业能源消费的变化趋势;协调城镇化进程和地区工业能源消耗,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作为"三化"、"四化"乃至"五化"战略的重要核心内容,研究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对于开创中国未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至关重要。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值赋权、变异系数赋权的综合确权法测算城市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二者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并划分其阶段类型,研究表明:(1)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排序: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优势排序: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辽宁与吉林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超前于农业现代化,仅黑龙江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农业现代化;(2)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的高值区分布在以哈尔滨为核心的黑龙江省西南、以长春为核心的吉林省中部、以沈阳和大连为核心的辽宁省中部及南端,农业现代化的高值区分布在哈—大—齐—绥沿线的松嫩平原;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新型城镇化水平居于东北三省前列,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绥化农业现代化水平位于首位;(3)辽宁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度均强于黑龙江省,吉林省略低;耦合度高值区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的三江平原、辽宁省的沿海经济带,协调发展度高值区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的松嫩平原及以长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小范围圈层区域;仅哈尔滨与沈阳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多数城市处于高强度、中高强度拮抗耦合与轻度、中度失调阶段。     

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主要挑战和战略对策研究

该文对我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必要性、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战略对策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过去20年来,我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由此带来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20年也是承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转移的20年;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态超载和环境风险最高的国家,并且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丧失,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压力。加快经济的绿色转型,中国有有利条件,如内需市场庞大、民间资本较为充裕等,但更多的是挑战,突出地体现在需克服三道难关:一是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中期,自身对传统产业的旺盛需求还将持续10-15年,且支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许多核心技术尚待突破,面临着传统产业锁定关;二是在传统能源行业的垄断性以及新兴产业的技术障碍等因素综合影响下,新兴绿色行业的国内市场培育非常缓慢,面临着内需疲软关;三是土地、水和矿产等要素价值被严重低估,环境损害游离于企业生产的成本-效益之外,面临着资源环境价格与价值扭曲关。面向未来,我国应立足国内需求来培育和壮大新兴绿色产业,继而再谋求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的竞争优势。为此,我国需要重点从四个方面构建有利的政策措施:①完善促进传统产业淘汰/升级的倒逼机制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建立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的经济发展考核体系;②促进新型城镇化、新兴产业发展和新兴就业的紧密结合;③采取"技术创新—形成专利—建立标准—引导市场"模式谋求新兴产业的全球竞争力;④在全社会着力构建绿色消费模式。     

资源禀赋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回顾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是其基本动力,工业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要素构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但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是"福"是"祸"尚且存在着较大争论。基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两大时代背景,本文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重点研究资源禀赋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矿产资源对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影响,但资源丰裕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资源丰裕地区而言,资源是内生的动力因素,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同时又作为具有稀缺性的商品获得产品收入,由此对本地的产业结构产生根本影响,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而对于非资源型省份来说,资源是外生的,只是作为外购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资源在这些省份并不构成相对独立的驱动力。在此前提下,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出现了明显差异: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力量在资源贫乏省份的作用明显大于在资源丰裕省份中的作用;而资源禀赋和固定资产投资在资源丰裕地区中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内在差异性,同时也使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城市发展与人口安全

本文在分析了城市发展与人口安全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阶段,在相关研究人员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进行了汇总分析,指出了我国城市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城市发展模式粗放,发展形式单一;城镇化率内涵不足,质量不高,城市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不匹配;城市发展"大跃进"现象突出,较少关注民生等问题。以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情况为基础,分析了我国人口安全的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人口安全应该关注于:一定时期内人口要素之间以及与人口要素相关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相互协调,以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确保国家的整体安全。构建了城市发展与人口安全互动模型,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战略基础与主要思路。     

低碳生活内涵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多数居民生活富裕,但低碳生活意识薄弱、资源浪费现象严重。为此本文利用心理学,社会学及工学等知识,阐述了制定垃圾分类新标准、强制执行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的必要性;同时,分别从勤俭节约的生活源头,便于回收的生产源头和影响巨大的政策源头三个方面论述了生态低碳生活的内涵及具体对策。期望本文能对推广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工作和树立生态低碳生活的新风尚起到抛砖引玉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