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以人群健康为核心的国家污染防控体系——以“血铅事件”为例

环境健康事件的频发反映了我国污染防控体系的不足。以"血铅事件"为例,综述了我国铅污染管理状况,分析了我国铅环境健康防治现状,并提出了由生产排放达标为核心的国家污染防控体系向以人群健康为核心的国家污染防控体系转变的环境战略与政策管理措施。     

环境新闻

6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白皮书,全面介绍了我国稀土的现状、保护和利用情况、发展原则和gl标以及相关政策。白皮书指出,我国将加强稀土行业的科学管理,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毒地潜伏与土地伦理

据《财经》杂志报道,近年来,中国有大量＂毒地＂被开发为住宅用地,甚至成为昂贵的地王。所谓毒地,就是曾经用于生产、贮存、堆放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因其迁移、突发事故等,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并产生人体健康、生态风险或危害的地块。这些年来,毒地害人的事件屡屡发生,比如苏州有家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20亩毒地,导致六名筑路工人挖土时昏迷。     

西非电子垃圾不断增多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秘书处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西非国家的电子垃圾不断增多。电子垃圾需要得到恰当的回收处理才不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但是,西非目前的回收方式非常粗放。     

环境健康价值评估中的年龄效应研究

在环境健康价值评估研究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证研究焦点之一,也是重要的学术问题。长久以来,环境政策效益评估中是否应该赋予老年人较低的统计寿命价值一直存在广泛争议,且尚未得到一致性结论。通过设计选择实验,对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效益进行了抽样调查,并采用MNL模型对北京市约500个居民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估算了不同年龄人群对健康风险减少的支付意愿,针对中国人群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探讨。结果表明:一方面,在总体样本中设置年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显著为负,即年龄因素对减少空气污染带来的死亡风险降低的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年龄越大支付意愿相对越小;另一方面,不同年龄人群分组样本结果显示,统计寿命价值与年龄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统计寿命价值在中国存在"老年折扣"现象。研究结果可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健康效益分析中如何考虑年龄的影响提供重要依据。     

水产品中甲醛含量及其健康风险评估

选取常州市4类生产流通渠道的3个品种共56个水产品为监测对象,分析其中甲醛含量,计算常州市居民水产品甲醛平均摄入量,评估其健康风险。结果表明,3种水产品中的甲醛含量C平均为3.8mg·kg^-1,C内梅罗为38.0mg·kg^-1。水产品中甲醛的污染程度,从品种上来看,银鱼〉鱿鱼〉虾仁;从流通渠道上来看,农贸市场〉超市〉批发市场=加工场。常州市人均甲醛摄入量相当于每日1.52×10^-4mg·kg^-1;从人体健康风险来看,目前常州市市场流通的水产品基本上是安全的。     

油气田工程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常见问题与对策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技术导则要求,通过对油气田地面工程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及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的实践经验,归纳评价过程中现场调查及检测常见的实际问题及难点,总结经验,探讨解决对策,使油气田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更加科学、公正、客观、真实。     

城市自来水中挥发性有机氯污染物检测及健康风险评价初步研究

水质安全是饮用水安全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人体健康。采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式,对某市饮用水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该市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非致癌健康风险中四氯化碳最大,三氯甲烷次之,两者风险水平在10-5～10-6,远低于美国环境保护署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通过饮水途径所致健康风险中,四氯乙烯所引起的致癌风险最大(1.2×10-8),但远远低于美国环境保护署推荐的通过饮水途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5×10-5)。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推荐值,初步认为目前该市饮用水中挥发性有机污染物不会对人体产生明显的健康危害。     

我国的农业面源污染及改善对策探讨

阐述了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及危害,指出农业面源污染是当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由于我国农村过量和不合理地使用农药、化肥、地膜等,造成了农业面源不同程度的污染,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隐患,直接关系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我国城市居民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城市居民的健康日益受到环境、外部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加上生活方式和健康观念方面的原因,城市居民健康状况的改善缓慢.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截面数据,描述了我国城市居民的健康及其分布状况,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的各类因素.结果发现:家庭状况、生活习惯、就医决策、医疗保险等因素均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水平;尤其是在收入、工作等经济因素之外,健康观念、就医决策和保险覆盖等社会和制度因素亦对城市居民个人健康产生影响.同时,通过逐步回归控制相关变量的方法,检验了Grossman模型的适用性,同时也检验了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稳定性.在总结研究结论与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应从经济,社会和制度三个层面全面促进城市居民健康的综合改革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