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产业化，自主创新的加速器

从生态学、土地整理等角度加大投入,的确能提高粮食产量,但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还得通过转基因技术。如果我国能顺利推进转基因技术产业化．那我们技术上自主创新的进程将会加速。相反,如果我们只做研发,没有产业化,那我们所有的市场份额都将被别人占领．甚至连转基因的育种权也会被某些跨国公司垄断——转基因棉花、转基因大豆在我国的不同命运给出了一正一反的好例子。因此．我们所面对的不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以多大的速度加快发展转基因技术的问题。     

江汉平原农地保护的外部效益研究

农地保护外部效益的货币化计量可为缓解我国农地流失形势,制定及实施农地生态保护政策,探寻农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均衡点提供理论及决策依据。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估算江汉平原农地保护的外部效益,研究表明：①随着农地保护意识的增强,受访居民已意识到农地外部效益的存在,8550%的受访居民对农地有正的支付意愿;受访居民的性别、年龄、家庭人口(老年人口、参加工作人口)、经济状况(土地面积、月生活开支、职业)等特征对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②江汉平原农地保护的年均总支付意愿达2805×108元,折合单位农地的保护效益为48 658元/hm2;区内现有农地目前无法通过市场价格表现的外部效益约1 24682×108元,具有无法忽略的重要地位。     

基于外部性内化的农地城市流转调控政策工具研究进展评述

本研究采用文献回顾法、归纳法,从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分析与测度及政策工具在农地城市流转调控中的运用两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与总结。结果表明,现有研究从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待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入:在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理论分析和定量测算方面,其外部性的内涵、分类与边界等尚未得到严格的界定与划分,评估技术的选择和应用尚存亟待回答的问题;在基于外部性内化的农地政策流转调控政策工具的运用方面,尚需在分析思路、政策工具的系统化和细节设计方面有所深入;在实证研究方面,亟需结合我国国情结合具体事例探讨政策工具运用的预期效果及不同政策工具可能的交互作用;此外,应考虑不确定与信息不对称对调控政策工具运行效率的影响。因此,我国学者应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从外部性内化的角度设计适于我国国情的政策工具,从而为农地城市流转调控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以达到合理规制农地转用秩序的目的。     

成本效益、政策认知与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目标实现的重要环节,政策执行的本质是主体之间考虑利益得失的利益博弈过程,利益推动行为主体执行或违反政策。农户是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直接利益主体,农户自身利益需求与补偿政策的差异表现为补偿满意度,明晰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对解决农户利益需求缺位,提高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执行效率意义重大。本文在理论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区域扬州市刘集镇农户补偿满意度调查,应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成本效益及政策认知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补偿满意度受其自身和家庭禀赋特征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多、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户,对农村土地的依赖性较低,补偿满意度会相应提升。(2)农户补偿满意度受成本效益因素显著影响,提高耕作便捷度、改善出行交通,会降低通勤成本,增加受益感知,进而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而日常消费上升、原有宅基地面积较大,会增加农户参与整理的成本投入,降低农户补偿满意度。(3)农户补偿满意度受政策认知因素明显影响,正面的政策制定评价、较高的政策执行满意度及农民收入增加的价值认同,均将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因此,应合理评估宅基地价值,重视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的长期影响评价,综合考量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实施前后农户的总成本和综合效益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以优化利益分配格局。并通过推进配套制度改革完善、规范政策执行机制等措施提高整理区农户的社会福利及政策认同。     

四川丘陵地区土地整理项目景观格局变化分析——以仪陇马鞍镇南海村土地整理项目为例

以仪陇马鞍镇南海村土地整理项目区为例,以土地整理前后1:2000实地调绘结果数据为基本数据源,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其景观格局变化,探讨土地整理对景观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坡(地)改梯(田)后耕地中田块斑块数量和斑块密度增加,平均斑块面积和最大斑块指数减小,景观破碎度增加;耕地类中的旱地、农村宅基地及林地斑块数量和斑块密度降低,平均斑块面积和最大斑块指数增大,景观破碎度降低,景观形状较整理前变得规则;景观多样性指数和景观丰度指数降低,景观类型有所减少.     

农地非农化经济驱动机制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协调好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的矛盾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而农地非农化又是这一矛盾的焦点,合理调控农地非农化需要掌握其驱动因素的作用机理,辨识主导因素。论文从影响土地资源部门配置的社会经济因素出发,构建了一个农地非农化经济驱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应用1995～2001年省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初步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是农地非农化的主要推动因素;土地利用的比较效益和耕地资源禀赋是农地非农化的基础因素;地方政府的收益以及地方政府的管制应对行为与农地非农化呈正相关关系,而土地的市场化配置程度与农地非农化的面积呈负相关关系。根据上述的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湖北省农地资源价值研究

农地价值包括农地提供粮食、纤维等农副产品可计量的市场价值和提供开敞空间、维护生物多样性、保育环境、文化教育等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市场价值。科学、合理地评估农地价值,形成完整的资源成本核算体系,可缓解我国农地流失形势,为制定和实施农地生态管护政策等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文章运用收益还原法及条件价值评估法对湖北省不同类型农地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较为科学地评估出农地的整体价值,摸清农地资源的价值构成。研究表明,湖北省包括耕地、园地、林地及水域用地在内的农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现值达2514.88×10⁸元,相当于全省2004年生产总值的39.86%,是农地价值构成中无法忽略的重要部分。全省现有耕地资源总价值达11398.77×10⁸元,目前无法进入交易市场或有效地通过交易机制实现的非市场价值有942.63×10⁸元,占耕地总价值的8.27%;园地及水域用地的总价值分别为3715.27×10⁸元和10192.81×10⁸元,非市场价值的比例份额分别达13.64%和5.48%;现有林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达506.35×10⁸元,折合林地非市场价值约6407元/hm²。     

基于生产成本的中国农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特征

以价值形态的农作物种植成本为表征指标,对我国1980-2002年农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特征进行了年际间、不同种植业之间与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①近20多年来,我国农地利用的集约度不断提高,但在1985-1986年、1993-1994年与1998-2002年,农地利用的集约度出现过三次明显的下降;②我国农地利用主要以物质成本投入为主;物质成本投入相对稳定,而劳力成本的投入变化较大,其变化同总成本变化同步;③不同种植业生产的集约度有一定差异,但在总的时序变化规律上差异不明显;④不同区域之间农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特征差异显著。低收入地区农地利用集约度的提高幅度比高收入地区大;高收入地区集约度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物质成本的投入,劳力成本投入增加不明显,而低收入地区劳力成本与物质成本的投入比例基本相当,且在1991年以后,劳力成本的投入比例超过了物质成本;从集约度的波动上看,集约度下降的阶段,收入高的地区下降幅度大,而收入低的地区下降幅度小。     

农地确权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经验分析与实证检验

中国农村转移人口规模巨大，但转移速度逐渐放缓，从农地确权的角度探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潜力是否消耗殆尽很有必要。基于农地确权的制度实践，该论文旨在解构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特殊性，将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视为包括四类主体（农民、农民工、新市民、市民）的三阶段（农村割舍、城市进入、城市融入）进程，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效应和滞后效应，进一步讨论其对劳动力家庭化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地确权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存在阶段异质性，促进劳动力第二阶段身份转变而阻碍第一阶段产业转移和第三阶段社保转型。然而，农地确权在促进劳动力乡城转移上也有滞后性，确权时间满2年的劳动力家庭参与非农就业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概率分别提高16.9%和1.9%。(2)农地确权在影响劳动力家庭化迁移上具有分位异质性，能够显著提高低分位劳动力家庭的举家迁移比率而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比率。基于此，政策设计重点在于：(1)分阶段、分类型推进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一方面增强农地确权的农村推力，在转移第一、第二阶段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托管、退出机制以供给农民、农...     

“三权分置”下农村宅基地整理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在宅基地“三权分置”背景下中国有序开展了农村宅基地整理的探索。利用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数据资料，基于PSM建立面板排序选择模型，分析了“三权分置”下宅基地整理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1）宅基地整理和“三权分置”均能够显著改善农村生态环境；（2）宅基地整理主要通过增强外出劳动力人数、以柴草为燃料的农户数量以及弱化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对农村生态环境的边际效应进而作用于农村生态环境；（3）外出劳动力人数和垃圾桶数量增长能够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而县城距离、是否位于郊区以及垃圾转运车数量增长将会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建议在基层政府组织的引导下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整理进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