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按要素分解分析

本文采用CHNS数据库,运用经过改进的贫困分解方法和贫困弹性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化状况与城市贫困关系进行了研究。静态分解显示,我国城镇化中不存在要素短缺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均为要素的分配效应所致,同时城镇化对三种贫困指标的分配效应为:在城市贫困广度上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在减弱;对城市贫困强度和综合状况先具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衰减更快,最终演变成了增贫效应。动态分解表明:城镇化变动对城市贫困广度和贫困强度变化的总效应均为减贫效应,但减贫力度呈现逐渐变大后缓慢变小的"V"型轨迹,对贫困综合指标总效应减贫状况呈现出波浪式的衰减趋势;从总效应内部结构看,总效应的波动变化主要是由城镇化分配效应波动变化所引起,而在相当程度上,总效应在某些时期表现为减贫作用,都是城镇化收入效应的功劳,但其减贫能量在衰减;弹性分析结论更加有力印证了对贫困动态分解的上述结果。因此,要继续保持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变化为减贫的总效应,应从主要依赖于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的收入减贫效应,转变为主要依赖城镇化对城市贫困的分配减贫效应,这是今后降低城市贫困的可取途径。     

农户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的关系——基于中西部七县(市)农户的调查数据

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我国的粮食安全,也关乎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等重大问题。农业生产深受气候条件、距离市场的远近、种植方式、土地质量、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但现有的文献没有很好地控制这些因素;另有学者以欧美等大农杨的数据或者官方提供的数据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农业是否采取规模经营政策,这并不切实际。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构成要素理论和科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建立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然后基于我国中西部七县(市)相邻的乡镇农户调查数据,分别对望江县水稻、南县水稻和棉花、濮阳市小麦种植生产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气候条件、距离市场的远近、种植方式、土地质量、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前提下,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呈现正向的关系,不同土地经营规模条件下土地种植面积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也为正值;考虑农机设备的资本投入要素后,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依然呈现正向关系;边际效应的分析表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增加,不仅不会降低土地生产率,在多数情况下反而会增加土地生产率。这表明在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鼓励和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减少零碎化经营,推动适当的规模经营,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我国土地生产率和农业总产量。这一研究结论对制定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完善农村劳动力等要素市场、鼓励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战略和支持城镇化建设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生态文明导向下的“两型”农业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并列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中,彰显了生态文明在未来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十八大之后的北京三农工作,应着重加强北京作为全国首善之区对二产化农业向三产化的"社会农业"做出方向性调整,改变1956年提出的农业现代化和1996年提出农业产业化这两大追求GDP的传统战略,进一步结合国情市情和国内外转型经验,推动符合生态文明内涵的、市民农民相结合的都市农业。     

基于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退耕还林政策评价——黄土高原区3县的实证研究

本文的目的在于从农户层面上,以技术效率为标准,对退耕还林政策加以评价。以黄土高原区的陕西省吴起县、定边县和甘肃省华池县为实证案例,论文通过同时估计农户的投入导向的随机距离前沿和技术效率影响模型两个等式,分别测算了2009年吴起县159户、定边县152户和华池县125户农户退耕还林政策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退耕还林与吴起县农户技术效率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定边县和华池县的样本农户技术效率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退耕还林政策在我国不同地区的执行存在显著差异;需要对定边和华池农户给予额外补贴或者实质性扶持,才可以实现该公共政策均衡私人森林供给和社会森林需求。研究还显示:3县农户生产受到劳动力、资金、土地、固定资产等投入要素的约束;户主的年龄、家庭规模和教育对不同地区的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存在影响;3县农户的平均技术效率在80%,说明存在减少约20%的成本且不减少产出的空间。     

问题出在分配,出路在城市化

不到10%的居民能持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美国几十万亿的金融坏账就能这么轻易过去?外需不可依赖,内需无法启动,超大量的投资来保增长难道可以持续?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在分配,突破分配难题的关键是改变只要工业化不要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实行城市化战略。城市化战略应两步走,先存量,让在城里"打工化"的一亿人和他们的家属总计四亿人真正"城市化";后增量,让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一亿人和他们的家属总计四亿人迁往城市。大规模城市化需要大量资源,中国发展得快,资源相对就能到中国来,目前的世界危机正好是中国城市化的绝佳战略机遇。     

转变生活方式并非只能依靠财富增长

跨过温饱线后,物质的极大丰裕未必一定给我们带来快乐,因为没有本能驱动我们返回适度的范围。适应与期待可以解释不同领域幸福感的变化,但暴露出现代消费社会的问题梗结:我们对一些尚未满足的基础欲望重视不足,而对一些已经充分满足了的欲望还在无休止地填充。温饱线上收入的提高和消费的增加,不会持久地提高生活的满意度。转变生活方式,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妥善地使用它,才可以增加生活的满意度。     

乡村人居环境: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新领域

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居环境科学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日益恶化.人居环境科学研究存在明显缺陷,即人居环境研究的"城市主义"倾向明显,忽视了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分析了开展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评述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的多维视角,即基于农户空间行为的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乡村人居环境的地域文化与发展模式研究、乡村人居环境与空间规划研究、基于"3S"技术的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乡村人居环境的系统理论与发展战略研究.     

国内资讯

亚洲开发银行日前向重庆市提供1亿美元贷款,用于改善农村环境基础设施。项目旨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提供一个将来可能在全国推广的模式。重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落后     

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分析

在计算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文章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095一直上升到了2003年的0.181,直到近年来,收入差距才开始略有缩小。文章从收入结构的视角研究了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首先利用1983-2008年较长时期的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发现从总体上而言,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均表现出了农业收入比重减少,非农收入比重增加的明显趋势;然后运用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是差距促增的,是目前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者起着差距促减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由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不高,对总的收入差距影响较小。最后,文章提出了缩小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