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对农地利用的影响——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趋势明显。于是劳动力资源成为农业生产决策的最关键因子;农户倾向于选择劳动生产率高的土地利用类型,同时促使部分劣质土地退出农业生产（即出现农地边际化）。论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利用统计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来验证上述推断。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对农地利用变化产生明显影响。具体为：①2003年以来,宁夏劳动生产率高的农作物（马铃薯、水稻、玉米）种植面积扩大,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作物（小麦）种植面积则缩小;②农地利用结构趋于单一化;③部分劣质土地退出农业生产。     

黄土丘陵区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和对土地政策的认知分析

以陕西省安塞县大南沟和县南沟两个典型小流域的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技术的农户调查资料,采用多变量的描述分析与双变量的相关分析方法,对农户主要农业生产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和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受家庭收入、收入来源和户主年龄以及教育程度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均有较大的差异.88%的农户表示愿意继续增加农业投入,以增加家庭收入.其中绝大多数农户都表示愿意通过增加土地投入和提高单产的方式来增加家庭收入,且投入取向受市场价格机制的驱动.主要以蔬菜和林果等经济类农产品为主.而小部分农户希望通过扩大承包地面积或外出打工来增加家庭收入.对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调查分析表明,农户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比较模糊,89%的农户不能正确地回答出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这一根本制度.只有54.7%的农户知道"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的政策.大部分农户对这一政策比较赞成,认为此政策不仅对农民有利,而且有利于土地质量的提高,也愿意增加土地的长期投资以提高土地质量,但仍然有近一半的农户担心政策会发生变化.     

区域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农户行为响应与农业土地利用变化——以江苏省苏州市、南京市、扬州市村庄及农户调查为例

在江苏省苏州市、南京市、扬州市各自选择了2个村的基础上,运用对24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资料,建立了区域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的数量经济模型,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引导下的农户行为对于农业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户决策行为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农业土地利用正在逐步由传统的大田作物向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水产养殖等地类转化;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有效地推进了这一转化;同时,农户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以及政府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土地利用变化。最后从区域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深化农村土地产权的物权化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机制、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及积极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华北地区城市居民用水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考察城市居民用水需求的决定因素,论文以华北地区城市居民用水需求为例,考虑了包括价格、收入和水资源短缺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水价是影响城市居民用水需求的重要因素,同时发现城市居民用水需求和收入之间可能存在U型曲线,水资源短缺程度会显著影响城市居民年人均用水需求。     

甘肃省城镇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家庭生态足迹计算

生态足迹是测度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方法。家庭生态足迹H(ousehold EcologicalFootprint,H EF)是利用生态足迹方法研究家庭消费所产生的环境影响。通过计算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家庭生态足迹,比较不同收入水平群体H EF差异,可以进一步揭示各收入水平群体间存在的“生态足迹掠夺”和生态足迹占用公平性。在阐述家庭生态足迹内涵意义及计算方法的基础上,以甘肃省2002年城镇不同收入水平群体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计算得到甘肃省2002年不同收入群体的家庭生态足迹分别为:最高收入群1.412×106ghm₂,高收入群1.131×106ghm₂,较高收入群1.860×106ghm₂,中等收入1.793×106ghm₂,较低收入群1.536×106ghm₂,低收入群0.724×106ghm₂,最低收入群0.578×106ghm₂,全省平均1.265×106ghm₂;分析经济收入与家庭生态足迹的关系表明,每增加100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增大0.2ghm₂家庭生态足迹;引入生态足迹掠夺及总生态足迹掠夺,并进一步计算生态足迹不公平系数为0.24,表明收入不同引起的足迹消费的不公平不突出。     

中国农户收入最大化与耕地保护行为研究

与西方农业家庭模型研究假设不同,经济结构转型期,我国农户将面临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自由配置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以劳动力配置为基础的投入最大化条件证明在农产品价格和政府补贴效应影响下,农业经营与外出务工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入贡献相等时,农户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在实现收入最大化过程中,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是否发生关键在于耕地保护劳动投入是否能得到补偿,充分分享耕地保护收益是农户层次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基础条件.而流转条件下的农户农业经营劳动力投入和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比较静态分析则进一步说明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复杂性,国家层面应充分考虑耕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资源禀赋变化趋势及行为选择,调整和完善耕地流转政策.     

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农户收入及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基于江苏省苏北地区灌云县和金湖县的农户调研,采用内生性处理回归模型考察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解释农户收入变化的根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有很大差异,农户土地转入后收入增加了161.2%,转出户收入并未显著增加;从农户资源配置角度考察,发现农户转入土地后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转出土地后农业生产率降低;农户土地转出后非农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并未显著增加,表明转出户并未提高非农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本文比较政府主导和农户自发两种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自发土地流转的农户,政府主导下农户转入更大面积土地,并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水平;而政府干预土地转出不利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干预降低了土地流转交易费用,有利于转入户扩大土地面积,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增加转入户收入;然而,政府干预下转出户资源配置面临较大约束,配置效率和收入都未能实现最大化。因此,政府在完善农地流转服务政策的同时,应当尊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使得农户土地流转符合家庭资源配置收入最大化目标。同时,要通过非农就业培训、发展非农经济,吸纳更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优化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丹江口库区农户对面源污染的认知度及生产行为分析

通过丹江口库区246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从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的农膜、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和农户生活习惯入手,分析研究农户的生产行为、生活方式以及农户对面源污染认知程度,并对农户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中可能影响农户认知度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对面源污染的认知程度还不是很高,即使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认知,但农业生产方式与意识是脱节的、是不相符的;同时,农户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环境污染的风险。逻辑回归分析表明,农户个人特征中的受教育年限和政治面貌对农户认知程度影响呈正相关,即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发展农村党员,有利于提高农户对面源污染的认知度。     

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探析

当前农户兼业的阶段性分化其本质是农户之间兼业进程的不统一,进而导致了严重的农村社会分化问题。本文利用江苏省苏北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当前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的现状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利用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的原因,得出了阻碍农户兼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结果显示,家庭人力资本稀缺是农户实现兼业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农户无法进行非农工作主要是受到家庭人口规模小、老龄化严重的限制,这一部分农户家庭生活水平低,面临严重的"贫困陷阱"。政府直接干预土地流转使部分农户被动退出了农业生产,形式上实现了农户兼业进程的统一,但损害了农户的土地权益,造成农村土地产权不稳定,降低了农户自发性退农倾向,妨碍了土地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实质上对农户兼业进程起到了阻碍作用。此外,由于土地承包经营证书对承包经营权权能、地块四至等信息界定不清晰,对农户兼业进程的发展没有刺激作用。综合以上结论可知,土地产权以及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是导致当前农户阶段性分化的主要原因。政府不应对农村土地市场进行直接干预,而应通过完善农村社保体系、扶持农户非农就业、加快新一轮土地确权发证工作以促进土地市场与农户兼业进程的发展,在市场机制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环境下合理实现土地的集中与农业规模经营。     

“轿车”载客的“暗渡陈仓”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公有制单位用车在不断增加，司机队伍也不断扩大。这个层面的司机收入虽然较稳但也相对较低，无形中产生了一种较为独特的阶层：既有清闲处尊之优越感的一面，又有收入不上不下尴尬难言的一面。正由于如此，轿车，这里所说的主要指部分单位或公司所拥有的个人专用轿车。捎带载客，也有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