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死亡悲剧为何不断重演?

农民工——这是一个游走于城市生活边缘的庞大群体。他们背井离乡,在城市中为了生计奔波,城市的每处钢筋混凝土建筑里,都凝结着他们的汗水。     

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与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

工业化和城镇化必然要求部分农民与农村土地"人地分离",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了上述进程。理论分析表明,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不仅可能对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直接产生正负两种作用,还可能会通过非农就业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农民的退地意愿。为了考察当前我国农民的农村土地退出意愿以及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对其造成的影响,本文首先采用两阶段随机抽样法,对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九县(市、区)620个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农民愿意有偿退出农村承包地,且对不同的退出方式有不同的选择偏好。利用上述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将农村承包地退出划分为"换工资收入"、"直接出售"和"被政府征用"三种具体方式,通过构建mvprobit模型,计量分析了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与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农业机械使用比例的提高会强化农民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等工资性收入的意愿,而农民对农机作业服务满意程度的提升,则会抑制其直接出售承包地或用之换养老保险等工资性收入的意愿。整体来看,农业机械化对农民"弃地进城"有显著的积极作用。非农就业是农业机械化影响农民退地意愿的中介变量,但它对退地意愿的作用不显著。成员非农就业较稳定的农户家庭,更愿意以一次性卖断(直接出售或被政府征用)的方式处置承包地。为了避免陷入"日韩陷阱",推动农业转型发展和农民市民化,需要实施农民的承包地退出制度,尽快为有意愿、有能力的进城农户彻底放弃农村土地提供制度出口。     

建立非公企业工会“主动参与”机制

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非常发达,非公企业已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0％以上,创造了全省70％以上的GDP、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但企业安全卫生形势依然严峻。非公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已成为浙江省工伤事故发生单位和死伤人员的主要领域。2001年,浙江省总工会十一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明确要求,将全省工会劳动保护工作重点尽快转移到非公有制企业,并提出了建立组织、开展活动、畅通渠道的非公企业工会劳动保护试点思路。     

城市化进程中解决农民工问题探讨：农民工归属感现状调查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脱离土地,走出农村,走进城市。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截至2008年底,中国农民工总数为2．25亿人,人数上已超过了传统上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在现行的制度中,他们在非农产业就业却保持着农民身份,成为我们所熟知的城市农民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农民工事实上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影响着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     

法院受理欠薪案件时应实行倒举证

员工欠薪问题尤其农民工欠薪问题一次次成为热门话题。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直接关注下,各地纷纷出台了许多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这些政策所规定的惩戒性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且难以实施,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机制,故农民工欠薪问题实际上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讨薪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的行为,如以自杀为威胁,以胁迫为手段,     

淮钢特钢公司新工培训“一个都不能少”

为满足生产需要,同时为冶金技术队伍储备后备力量,今年,淮钢特钢有限公司新进数百余名新工人。这批新工人中有大专生、技校生、还有农民工。为了让“新人”顺利地转换新角色、适应新环境、走向新岗位。公司把“新人”岗前培训作为转变观念、提高认识的有效措施,对新分配的学生、新招的农民工因“类”施“教”,采取不同的方式为职工上好第一课。     

遗落的“安全带”——中国农民工安全和健康问题大透视

在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中,大多数为农民工。而每年职业伤害、职业病新发病例和死亡人员中,大多数也是农民工,其主因是农民工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较低,安全意识淡薄,自我防护能力较差,致使安全事故频发。为此,加强农民工安全教育培训,保护农民工生命安全,降低安全事故率,促进全社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任务。     

中国能源强度变动的就业效应研究

能源强度反映了能源的利用效率,并且可以体现出一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综合作用。本文在1995-2009年各省份数据的基础上,利用面板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面板协整模型分析中国区域能源强度与就业之间的动态作用及其长期均衡关系。结果显示,能源强度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能源强度对就业总量和就业变动率有着负向的冲击,能源强度的降低可以有效拉动中国就业的提高。各个省份之间的能源强度对于中国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影响作用由西向东呈现出梯度递增的趋势。因此,建议通过扩大经济增长的规模降低能源强度,提高就业水平;东部地区应侧重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发展第三产业来增加就业,而中西部地区可以适度降低能源的消费总量,并不会对就业产生较大的冲击;另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政策的时滞效应,通过优化工业布局,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实现能源强度变动与就业增加的良性互动。     

贸易开放、劳动力转移和就业

长久以来主流国际贸易模型中充分就业的假设使经济学界忽略了对贸易开放如何影响就业的分析,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则为此提供了一个可供扩展的框架.将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扩展到存在贸易开放的情况后,本文发现如果一国的比较优势为制造品,贸易开放将会减少就业,这是因为制造品价格的提高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而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存在则阻碍了劳动需求的增加.为了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开放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并且考虑到就业的持续性,本文利用我国省际面板动态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使用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力占比度量我国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当不考虑劳动市场刚性时,由于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开放能增加就业;而当劳动力市场刚性较大时,劳动力转移过程反而促使贸易开放减少我国的就业,恰好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结果.该文的政策含义则意味着政府应努力降低劳动力市场刚性以促使贸易开放增加就业.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归结为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入户调查数据对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农民工具有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但由于受到市民化能力的制约,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转化为市民,因此尽快提离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成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城乡二元制度中,除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之外,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进而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因此,未来城乡二元制度的创新重点不能再继续停留在形式化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层面,而应该尽快切换到对农民工的预期和收入等权利和待遇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