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电力公司氮氧化物减排措施

介绍了湛江电力公司4×300 MW燃煤发电机组减排氮氧化物实施的技术。     

必须彻底厘清煤矿的安全成本

2009年11月21日,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被瓦斯爆炸吞噬的矿工兄弟,如果不是"107"这个惊人的数字,如果不是这家煤矿"国有大矿"的光环,估计已很难吸引媒体的镜头与笔头.     

抓住新机遇 更上一层楼

<正>CSST自2001年成立以来,便致力于从事对社会安全有益的事业,积极缔造时代大安防,立志成为受尊重的中国安防领军企业。并据此确立了做大做强、保持CSST持续快速发展     

垃圾焚烧发电厂烟气净化系统改造工程的探索与实践

本文介绍了某垃圾焚烧发电厂烟气净化系统改造工程中,通过对烟气净化处理方式及过程分析,进一步优化、细化烟气净化处理工艺和合理配置,提高了烟气净化处理效率,降低了该改造工程投资成本,解决了日常生产中烟气净化系统Ca（OH）2粉与活性炭等原料高耗量问题,降低了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常运营成本。     

中国的消费减排政策演进：2003—2021年

“双碳”目标导向下,政策工具对于强化公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塑造环境公民身份至关重要。该研究旨在运用政策文献量化方法,从政策文献计量和政策内容量化两种研究路径出发,对2003—2021年中国消费减排政策的演进历程进行回溯。在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绘制政策热点网络图来展示国家层面消费减排政策体系全貌后,该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内容,提炼出消费减排政策的引导型、激励型和约束型三种政策工具及对应的11项减排抓手,并据此构建适用领域-工具类型的二维分析框架探究不同时期消费减排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研究发现：(1) 2003—2021年国家层面政策的出台数量和高效力政策呈同向变化且数量变化波动较大,居民消费减排的战略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2)“节约资源”位于政策网络的中心,是当前整个消费减排政策体系的重要抓手。另外,借助模块化聚类发现当前政策目标分为“能源节约践行”“绿色消费培育”“生活方式转变”“思想意识引导”4类及围绕目标展开的具体政策工具网络群,但政策网络规模存在明显差异,围绕“绿色消费培育”目标的政策体系仍在建设中。(3)借助二维分析框架,对起步期、发展期、夯实期、深化期4个阶段进行分析,发...     

考虑惩罚成本和恐慌心理的灾后应急救援决策优化研究

近年来,全球重大突发事件多发频发,如何制定科学合理、高效稳健的灾后应急救援策略十分必要。基于此,将惩罚成本和恐慌心理新概念纳入灾后应急救援决策研究,构建政企协议应急救援决策模型,剖析政企合作灾后应急救援的效用机制与策略选择,并借助数值算例验证模型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惩罚成本分担行为和灾后民众恐慌心理程度对灾后应急物资救援效率均存在显著性作用关系。其中,惩罚成本分担行为在分散决策下强化政府统筹调控功能,驱动协议企业完善升级,是促进应急救援系统发挥整体效能的能动因素。而民众恐慌心理程度在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情形下均表现为消极制约作用,缩减应急物资服务需求,阻碍应急治理体系优化提升。     

2020年初疫情管控对山东省空气质量影响的模拟

利用2020年初新冠疫情对人类生产、生活的一次自然冲击及由此导致的大气污染状况变化,研究了空气质量对污染物减排及气象因素的响应关系.通过对疫情管控前（1月15~23日）和疫情控制关键期（1月24日~2月7日）这2个阶段空气质量对比分析发现,疫情期间山东省除O₃浓度上升外,PM₁₀、PM_2.5、NO₂、SO₂及CO浓度分别降低72.6 μg·m^-3、47.4 μg·m^-3、25.6 μg·m^-3、3.0 μg·m^-3和0.5 mg·m^-3;降幅分别为45.86%、41.24%、58.00%、17.71%和31.40%;RAMS-CMAQ模拟显示,疫情期气象扩散条件改善导致的PM₁₀、PM_2.5、NO₂、SO₂和CO浓度改善幅度为26.04%、33.03%、28.35%、43.27%和23.29%,人为减排造成的各污染物浓度降低幅度为19.82%、8.21%、29.65%、-25.56%和8.12%.疫情期间O₃浓度上升20.51%,气象因素和人为活动的影响分别占10.47%和10.04%.结果表明一次污染物对减排响应更敏感,二次污染物对减排响应有一定时滞性且受气象因素影响更显著,臭氧浓度对污染物减排线性响应关系不明显,总体呈负相关,说明臭氧的控制需探索科学的污染物减排比例.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物排放变化因素解析

基于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技术方法,定量分析2016~2017年秋冬季"跨年霾"至2019~2020年秋冬季"疫情霾"期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变化,解析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实施带来的减排和疫情造成的活动水平下降对主要污染物排放的贡献,并利用空气质量模型模拟分析不利气象条件下措施减排和疫情影响对空气质量改善的贡献.结果表明,从"跨年霾"（2016-12-16~2017-01-14）至"疫情霾"（2020-01-22~2020-02-14）该区域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50%左右,不利气象条件下,区域PM_2.5平均浓度可削减40%以上.措施减排主要来自火电、钢铁等重点工业行业提标改造和工业锅炉、民用燃煤等燃煤源治理,对SO₂和PM_2.5排放量的削减贡献较大,贡献率分别为67.1%和53.4%;疫情主要影响移动源和轻工业活动水平,对NO_x和VOCs排放量的削减贡献较大,贡献率分别为71.9%和68.2%.措施减排对区域空气质量改善贡献突出,有效抑制了重污染过程的强度和范围.在"跨年霾"的不利气象条件下,措施减排使区域PM_2.5平均浓度下降26%,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减少44%.受疫情影响,区域PM_2.5平均浓度继续下降24%,重污染持续时间和范围进一步缩减.     

新《环境保护法》对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基于政治成本假说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这一外生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政治成本对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相比于非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面临更高的政治成本,其进行了显著的向上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向外界传递了企业未来发展良好的信息。上述研究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①基于产权性质的分析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非国有企业的子样本组中更为明显;②基于企业规模的分析表明,小规模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向上应计盈余管理,但不同规模重污染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差异;③基于市场竞争程度的分析表明,高市场竞争环境下的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向上应计盈余管理,低市场竞争环境下的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向上真实盈余管理;④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重污染企业倾向于向上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本文研究结论与西方的“政治成本假说”并不相符,为中国情境下的“政治成本理论”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证据,同时为进一步加强新《环境保护法》的环境规制效果提供了决策参考。     

工业大气污染源排放绩效定量评价及应用

工业源治理是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重要途径,而如何开展精准治污仍然是目前亟需回答的问题.以天津市西青区为例,基于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对工业企业开展污染物排放绩效定量评价,并深入探究排放绩效评价应用于工业源精细化管控治理的意义、可行性以及存在的问题.结果发现,西青区各行业的排放绩效水平差异较大.污染物排放绩效水平与行业企业的自身属性、发展规模和管理水平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整体来看,家具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生产工艺本身产污量大且中小型企业居多的行业排放绩效水平偏差,而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为代表的高端行业排放绩效水平整体偏好.各行业中不同企业排放绩效差异也较大,其中金属机械制造类行业中绩效最差的11家企业工业产值对行业贡献0.06%,而PM排放量贡献达到8.50%;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中绩效最差的19家企业工业产值对全行业贡献4.76%,而VOCs排放量贡献却达到43.59%.同时,分别参照生态环境部相关技术指南和绩效评价结果设计减排方案,发现后者在减排同等规模污染物排放量时,减排成本最高可低于前者约90%.各行业、企业污染物排放绩效的差距,经济效益和环境成本的不协调,以及排放绩效评价对于精准减排的重要指引作用,充分证明开展排放绩效评价的必要性.结果表明污染物排放绩效评估可有效支撑宏观产业结构调整和中观、微观的工业企业环境治理,为精准治污提供重要参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