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属离子快速检测技术研究与应用进展

在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和区域生态风险筛查中迫切需要环境样品中重金属离子的快速检测技术手段。环境样品中重金属离子的快速检测技术有电化学方法和生物学方法。电化学检测方法主要是阳极溶出伏安法(AnodicStripping Voltammetry,ASV),可以同时检测多种重金属离子,有标准化认证的产品,但是检测成本相对较高。随着纳米粒子技术(Nanoparticles,NPs)和石英微天平分析技术(Quartz Crystal Microbalance,QCM)的引入,ASV法的检测成本将不断降低;生物检测方法包括免疫检测(Immunoassay,IA)和功能DNA(Functional DNA)检测技术。重金属离子的免疫检测技术样品通量大,检测成本低,已经广泛用于食品行业,其中汞离子的免疫检测方法已经成为环境样品标准检测方法之一。免疫检测传感器技术将拓展重金属离子的快速检测的应用空间。功能DNA传感器检测的研究为重金属离子的快速检测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但是这些仅限于实验室研究,还没有达到实际应用的水平。     

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及其异质性分析——基于TPB框架的实证研究

生态耕种对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升耕地保护成效和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江西省11市47县（区）1 48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指导下,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有89.85%的样本农户表示愿意采纳生态耕种,并对生态耕种的收益预期和推广预期维持在较高水平;（2）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生态耕种推广预期、生产交流、邻里效应、政策补贴和技术培训变量是影响农户采纳意愿的关键因素;（3）不同限定条件下,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其中收益预期、信息传播力度和技术培训对低推广预期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影响更强;风险预期越低,对缺乏交流农户的采纳意愿影响更大;邻里效应小的农户主要受信息传播力度和技术培训的影响;需要政策补贴的农户,生产交流越频繁,邻里效应越强,其采纳愿望更强烈;参加了培训的农户,影响其采纳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收益预期与信息传播力度。政府应在加强生态耕种宣传与推广、搭建农户生产交流平台、完善生态耕种补贴与激励政策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措施。     

耕地细碎化对农地整治中农户权属调整意愿的影响研究

权属调整是农地整治项目的一项重要环节,是农地整治治理细碎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它试图改变农户承包地零散的现状,可使农户分散的承包地集中于一处,便于经营管理。利用湖北省江夏区等区县农地整治项目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耕地细碎化对农地整治中农户权属调整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块数量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承包地面积、农户对权属调整后果的担心程度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对农业现代化的态度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农地整治中,应充分重视耕地数量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的促进作用,通过与其他农户置换土地,进而归并平整,减少地块数量,同时达到增加地块面积和减小地块间的距离的效果,最终减轻耕地细碎化程度;并高度重视农地整治权属调整政策的宣传以及权属调整方案的制定,广泛征求农户意见,打消农户对权属调整的顾虑。     

公众灾害风险可接受性与避灾意愿的初探——以川渝地区旱灾风险为例

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川渝地区旱灾为例,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从公众可接受的旱灾损失与频率、假定旱灾风险情景下的避险意愿等角度,对公众旱灾风险可接受性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公众合理可接受的旱灾损失与频率分别在26.5%~52.8%与32.0%~64.3%区间范围内;并以一般旱灾、严重旱灾风险情景为限制线,确定了公众合理可接受风险区域;随着灾害损失风险增加,公众规避风险投资意愿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趋势,当灾害损失达到约50%~70%时,公众避险投资意愿达到最高,意愿避险投资占可能损失的比重约为62%。鉴于川渝地区的旱灾形势,今后旱灾风险管理的关键,一是加强对旱灾的监测与预警预报;二是完善旱灾风险的常规化管理,发展高效灌溉农业,充分利用客水资源,完善提高现有农田水网建设;三是积极探索公众-企业-政府多方共同参与的高效风险管理模式。     

连云港公众对核电和火电风险感知的比较分析

研究造成不同人群对核电和火电风险感知差异的关键因素,并分析不同人群对这2种风险支付意愿(WTP)的差别.采用公众问卷调研法及多元统计法分析公众对核电和火电的风险感知.结果表明,年龄为30～39岁的人群以及教育程度为大专和研究生学历的人群对核电和火电的风险感知差别度具有显著差异性,同时也发现政府在人们对比核电和火电风险感知程度时扮演重要角色,即对政府信任度高的人对核电的风险感知度相对较低.风险支付意愿分析表明,不同分类人群对核电和火电风险的WTP值总体趋势一致,即女性高于男性,低龄组和高龄组高于中龄组,无业者和家庭主妇高于有固定职业者,受中等教育者高于受低等和高等教育者,30 000～50 000元年薪者高于其他年薪段人,外地游客高于移居者和本土居民.本研究为政府等决策机构选择有效目标人群提供了参考依据.     

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估算——以贵阳鱼洞峡水库为例

鱼洞河是乌江水系的一个小支流,为下游贵阳市提供饮用水水源。在鱼洞河上下游之间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理论上需要知道上游治理污染和维护生态环境的费用,以及下游对上游提供的生态环境服务的支付意愿。只有下游的支付意愿大于上游的费用,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才有理论可能性。在对上游龙里县汇水区进行实地调研后,重点评估了当地安装沼气系统、坡耕地(≥25°)退耕还林、其他地区的土壤侵蚀防治以及点源污染治理费用,得出上游治理投资费用为199万元,年度费用每年89.2万元-168万元。采用意愿调查法(CVM)对贵阳市自来水用户对上游环境服务的支付意愿进行了评估。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在贵阳3个区内选取了900户作为样本,结果表明,有62.7%的人愿意为生态补偿付费。采用PROBIT模型,可以计算出为避免鱼洞河水质恶化的支付意愿均值为0.37元/m3,贵阳市自来水用户总的支付意愿每年达847万元。结果表明在鱼洞河水源地进行上下游生态补偿理论上是可能的,补偿标准介于上游费用与下游支付意愿之间。     

以环境保护大数据促进供给侧管理

<正>我国宏观经济正在发生调控方式上的重大转变,就是从侧重于依靠需求管理,转而开始重视供给侧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十三五"期间,改善生态环境环境质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满足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公众需求则是改善生态环境环境质量的最终目标。生态环境供给侧管理正是要通过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生态产品功能,给广大公众更好的生态环境质量体验感和获得感,满足公众多样化的环境需求。     

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的实证研究——基于耕地资源价值与农户受偿意愿

从耕地资源价值出发,测算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并基于湖北省孝感市和潜江市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的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基于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测算得到孝感市和潜江市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分别为1 449 695.76、1 784 296.17元/hm~2;农户所期望得到的耕地损失补偿标准远低于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测算出来的理论值,两市农户对耕地损失的平均受偿意愿额度为336 197.95元/hm~2,可以农户受偿意愿为主、耕地农业生产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为辅,制定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标准;受教育程度对补偿标准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其对农地整理事业的认知程度,进而促进我国农地整理事业的发展;土地权属调整是解决农户耕地损失的一项重要措施,做好农地整理项目土地权属调整工作需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并以农业现代化作为土地权属调整的目标。     

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与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

工业化和城镇化必然要求部分农民与农村土地"人地分离",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了上述进程。理论分析表明,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不仅可能对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直接产生正负两种作用,还可能会通过非农就业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农民的退地意愿。为了考察当前我国农民的农村土地退出意愿以及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对其造成的影响,本文首先采用两阶段随机抽样法,对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九县(市、区)620个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农民愿意有偿退出农村承包地,且对不同的退出方式有不同的选择偏好。利用上述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将农村承包地退出划分为"换工资收入"、"直接出售"和"被政府征用"三种具体方式,通过构建mvprobit模型,计量分析了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与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农业机械使用比例的提高会强化农民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等工资性收入的意愿,而农民对农机作业服务满意程度的提升,则会抑制其直接出售承包地或用之换养老保险等工资性收入的意愿。整体来看,农业机械化对农民"弃地进城"有显著的积极作用。非农就业是农业机械化影响农民退地意愿的中介变量,但它对退地意愿的作用不显著。成员非农就业较稳定的农户家庭,更愿意以一次性卖断(直接出售或被政府征用)的方式处置承包地。为了避免陷入"日韩陷阱",推动农业转型发展和农民市民化,需要实施农民的承包地退出制度,尽快为有意愿、有能力的进城农户彻底放弃农村土地提供制度出口。     

推拉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研究——基于南京市栖霞区农户意愿调查

以推拉理论为视角,分别从农村宅基地作为资源和资产属性以及拥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迁移到城市这两个角度,重新梳理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建立了农村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推拉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在南京市栖霞区农村实地调查得到的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归纳主要影响农户退出意愿的推力和拉力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农户年总收入、家庭居住人口数和农户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是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推动因素;而非农业收入占比、外出务工人口数、是否参加城镇养老保险、是否拥有城镇住所、是否有宅基地产权证书以及宅基地抵押权认知情况是影响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拉力因素。基于以上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完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