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的问卷设计技术

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是目前西方广泛采用的一种环境物品经济价值的评估方法。它的优越性在于适用范围广 ,能够完整地评价环境物品的价值。但是由于偏差的存在 ,这一方法需要深入研究 ,精心设计 ,其中调查问卷的设计尤为重要。本文系统地分析了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的问卷设计技术 ,包括环境物品、支付工具、评价背景和问卷的预先检查。采用适当的问卷设计技术的最终目的是减小偏差 ,提高调查结果的准确性     

政府监管感知对持续共享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尝试从需方消费者视角来探究政府监管感知如何影响消费者持续共享意愿。结果表明:政府监管感知正向影响消费者信任和持续共享意愿,且负向影响隐私关注;消费者信任正向影响持续共享意愿,却对隐私关注的负向影响不显著,且隐私关注对持续共享意愿的负向影响也不显著;消费者信任和隐私关注在政府监管感知和持续共享意愿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不同程度的"桥梁"作用。研究结论既为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加强共享经济监管提供决策参考,又为共享平台企业进一步完善平台制度机制提供理论指导。     

西北干旱区典型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论文选择西北干旱区塔里木河流域、玛纳斯河流域、石羊河流域以及黑河流域4个典型流域为研究对象,以1994年土地利用分类图、TM影像,2005年CBERS影像数据为基础,参照谢高地等提出的"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在对这4个典型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格根据其消费指数以及不变价格订正的基础上,逐项估计了这4个流域农田、森林、草地以及水体生态系统各项生态系统面积、服务价值及其变化。结果表明,这4个流域提供环境保护的支撑生态系统(森林、草地、水体)面积2005年普遍小于1994年,而农田生态系统面积增加显著,并且相对于较大面积的内陆河流域,小流域内各类型生态系统面积变动比较大,变动速度相对较快;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大,具有较高的稀缺性,但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增加幅度最大,这两个流域相比,黑河流域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对于该区域人们的生活生产更为重要,影响更直接;塔里木河流域农田生态系统面积增加幅度最大,但其区域内人们对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支付意愿的增长速度却保持最低,这说明该区域内部人们对这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支付意愿与其资源丰富程度并不对称,需要加强宣传水土安全保护与生态经济发展的观念。     

天目湖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探讨

对天目湖流域居民生态补偿认知状况进行问卷调查,选取支付意愿法、水资源价值法和收入损失法三种方法对天目湖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核算。改进的支付意愿法得到生态补偿总额为12 924.08×10⁴元;基于水源保护功能的水资源价值法测算的生态补偿标准为6 190.4×10⁴元;采用直接收入损失法计算的天目湖流域生态补偿总额为5 839×10⁴元。三者相比较,引入旅游者门票反哺支付意愿的支付意愿法,更完善地表达了天目湖流域的生态补偿标准额,可以作为现阶段天目湖流域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制订的重要依据。只有从政策层面上对水源保护区实行差别化政绩考核制度,给予水源区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才能从根本上调动政府和当地居民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胶州湾围填海生态损害评估——支付卡和单边界二分法的比较

基于意愿调查法,同时使用支付卡式和单边界二分法式诱导技术,调查人们对于胶州湾围填海生态环境损害进行恢复的支付意愿,推断围填海的年生态损害值及单位围填海的生态成本。结果表明,使用单边界二分法时,人们平均每年愿意为围填海生态损害进行恢复支付591.29元,胶州湾围填海生态损害总价值为19.76亿元/a,单位围填海的生态成本为10.2元/(m2·a);使用支付卡式时,平均每年愿意支付247.53元,胶州湾围填海生态损害总价值为8.22亿元/a,单位围填海的生态成本为4.25元/(m2·a);采用两种方式所得结果作为生态损失值区间,可以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该研究结论可为围填海工程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及生态补偿提供参考。     

农户对非木质林产品经营模式的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山核桃作为一种非木质林产品,其经营模式选择对山核桃产业可持续发展举足轻重。论文以浙江省临安市和淳安县为案例,基于山核桃经营模式与可能影响因素分析,根据121户农户调查和9组参与式小组访谈信息,就农户对经营模式选择意愿进行统计描述分析,并利用Logit模型定量分析影响经营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户主的年龄和教育年限分别在5%和1%水平上对"是否愿意改变现有山核桃经营模式"有显著影响;而户主的年龄和性别、地域变量在5%水平上对"是否愿意采用山核桃生态化经营模式"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建议:①因地制宜、分步推进生态化经营模式;②非木质林产品的生态化经营需要政府、科技人员和农民的多方参与;③生态化经营具体模式设计应综合考虑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基于CVM的潮滩湿地生态补偿意愿研究——以连云港海滨新区为例

在调查连云港潮滩湿地生态环境状况的基础上,以支付卡方式设计调查问卷,采取面对面方式调查了638位连云港海滨新区居民对围填海工程对潮滩湿地影响的补偿意愿,及其影响居民补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有98.2%的人选择了非0补偿意愿值,平均最小补偿意愿为443.68元/(人.a),海滨新区围填海工程对潮滩湿地生态环境资源影响值(损失值)为1.2735×108元/a;未来20 a内,在不考虑生态效益折旧的前提下,连云港海滨新区潮滩湿地的总服务价值至少为25.471×108元/a;被调查者的职业、对围填海工程的了解程度以及认为围填海工程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大小等因素对补偿意愿值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长江流域南京段河流非使用价值评估

采用逻辑回归与相关性分析法,探讨影响公众支付意愿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政府信任度、个人经济收入、年龄和环保意识4个变量因子对支付与否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和环保意识这两个变量因子对支付意愿的高低具有显著影响。     

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及其分区管制

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是农村居民点整理方案制定及分区调控的基础。本研究以扬州市区106个行政村为对象,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调查,从整理政策、人际交往、生活习惯、经济压力等方面评价农户意愿大小,结合经济、社会及区位等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根据适宜性大小划定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分区,并制定分区管制措施。研究发现:农户整理意愿区域差异明显,研究区域北部和东部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且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设计较为完善,如槐泗镇凤来村的农户意愿分值高达36.5,而南部、西部的整理意愿相对较低,如瓜州镇鞠庄村的农户意愿分值仅25.9。研究表明:1将农户意愿引入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中,不仅考虑到社会、经济等宏观因素,而且综合了微观农户意愿,评价方法更为科学。2可拓展空间衡量居民点整理潜力,农户意愿和人口经济状况是影响整理适宜性的关键因素,而较好的基础设施状况将降低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等级。3应考虑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农户意愿等分区特征,从整理模式、中心村建设和土地利用策略等方面构建差别化的分区管制政策。优先整理区可采取一次性搬迁策略,将零星村庄整体迁并至中心城区、镇区或中心村;重点整理区应以迁村并点及闲置居民点复垦为主;适度整理区应走"滚动式"农村居民点整治之路;优化调整区应逐渐将靠近城区和镇区的居民点纳入城镇管理体系,加速其城镇化进程。本研究将为农村居民点整理重点区域选择和区域差别化的管制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对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应对国家能源短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宁波市6区2 036户社区居民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及其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垃圾分类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存在较大的差异,愿意参与垃圾分类的比例(82.5%)明显高于实际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比例(13%),较高的分类意愿并不必然会产生较高的分类行为;其次,影响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的实现取决于情境因素/便利性、认知和态度,垃圾分类意愿则主要受认知和态度、个体特征、推动措施的影响:第三,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受情境因素/便利性影响较大,垃圾分类意愿受个体特征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认知和态度对分类意愿和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垃圾分类试点的成效对分类行为影响更大,分类意愿影响不显著。根据实证结果,本丈提出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一些建议:首先,垃圾分类设施的便利性是阻碍垃圾分类的首因,必须加快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和服务供给体系;其次,通过加强居民分类知识普及和垃圾分类责任感/价值观培养,促进垃圾分类意愿;第三,通过建立垃圾分类行为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的关联机制,合并垃圾分类的内在过程和外部条件,共同促进垃圾分类行为习惯的形成和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