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FDI环境效应的再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并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随着康菲石油渤海漏油事故、江苏启东王子造纸排污和阿玛尼污染投诉等涉外污染事件报道频出,学术界对于FDI涌入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表现出一定担忧。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整体层面的FDI环境效应检验,而对其区域差异及原因产生机制的系统探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从理论判断和命题推演出发,利用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改进熵值法拟合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构建普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FDI流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污染光环"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即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环境质量,但不同地区FDI的环境效应有所不同,其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具有显著的"污染光环"效应,且前者强于后者,而沿边地区FDI具有不明显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造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系统考察了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4种主要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门槛回归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越明显,而适度的环境规制才更有利于FDI环境技术溢出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全方位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如既往地积极引进并监督FDI;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认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取差异化的引资政策。     

泛长三角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研究

基于2003-2010年产业和环境数据,运用区域重心、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探讨泛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重心演变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格局,并构建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揭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结果表明:①泛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东北方向,两者重心轨迹均朝西南方向移动,其中环境污染重心移动的速度和规模远远高于产业发展重心的移动,两者的轨迹演变趋势存在着一定耦合关系;②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地理集中度的空间分布均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其中地区间产业发展极化程度下降明显,不均衡性趋于减缓;而环境污染极化程度无显著变化,地区间差异仍比较显著;③根据产业集聚与污染格局的空间关联程度,将泛长三角地区划分为高集聚—高污染、高集聚—低污染、低集聚—高污染、低集聚—低污染四种类型区。本研究可从空间效应角度为产业转型—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关联机理探讨提供新的视角。     

城市发展与人口安全

本文在分析了城市发展与人口安全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阶段,在相关研究人员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进行了汇总分析,指出了我国城市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城市发展模式粗放,发展形式单一;城镇化率内涵不足,质量不高,城市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不匹配;城市发展"大跃进"现象突出,较少关注民生等问题。以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情况为基础,分析了我国人口安全的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人口安全应该关注于:一定时期内人口要素之间以及与人口要素相关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相互协调,以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确保国家的整体安全。构建了城市发展与人口安全互动模型,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战略基础与主要思路。     

延边地区渤海遗址分布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

本研究采用了空间分析法,对相关的不同数据层进行叠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延边地区渤海国遗址分布与自然环境有显著关系。在地形方面:300-400米为渤海国时期延边地区最佳居住高程,0-3°的坡度,遗址类型和数量最多。平地、南向、东南向、东向为渤海国时期最宜居坡向。在水文方面:渤海国遗址多沿河流分布。0-600米为渤海国聚落址距河流的最佳距离。     

基于生态文明视角广东欠发达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证研究

广东整体经济发展的超前性并没有消解区域差距,反而在要素资源分布、产业集聚与市场竞争方面加剧了欠发达地区与珠三角发达地区间的差距。本研究以广东为案例,从生态文明角度探讨如何提升欠发展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将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渗透在广东欠发达地区小康社会的建设中。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按要素分解分析

本文采用CHNS数据库,运用经过改进的贫困分解方法和贫困弹性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化状况与城市贫困关系进行了研究。静态分解显示,我国城镇化中不存在要素短缺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均为要素的分配效应所致,同时城镇化对三种贫困指标的分配效应为:在城市贫困广度上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在减弱;对城市贫困强度和综合状况先具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衰减更快,最终演变成了增贫效应。动态分解表明:城镇化变动对城市贫困广度和贫困强度变化的总效应均为减贫效应,但减贫力度呈现逐渐变大后缓慢变小的"V"型轨迹,对贫困综合指标总效应减贫状况呈现出波浪式的衰减趋势;从总效应内部结构看,总效应的波动变化主要是由城镇化分配效应波动变化所引起,而在相当程度上,总效应在某些时期表现为减贫作用,都是城镇化收入效应的功劳,但其减贫能量在衰减;弹性分析结论更加有力印证了对贫困动态分解的上述结果。因此,要继续保持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变化为减贫的总效应,应从主要依赖于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的收入减贫效应,转变为主要依赖城镇化对城市贫困的分配减贫效应,这是今后降低城市贫困的可取途径。     

国外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及其应用现状分析

综述了国外当前生态城市建设所应用的各类指标和研究进展,指标体系可分为三大类69项具体指标:生态环境指标、经济发展指标、社会进步指标。分析发现,生态城市的评价指标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调整的动态指标。目前,生态城市指标侧重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保证安居乐业的前提下,在此基础上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污染治理达标,进一步采用低碳、高效、生态的城市运转模式。     

青藏地区草原旅游生态负效益评价及其补偿研究

基于对玛曲草原的实地调查,评价青藏地区草原旅游业的生态负效益,分析旅游收益对生态负效益的补偿能力以及旅游生态负效益的补偿现状。研究表明：文化参与旅游模式的生态负效益补偿能力最强,其次是游览观光模式,再次是休闲度假模式;在旅游业实际运营中,旅游生态负效益并未得到有效补偿。建议通过以下途径形成青藏地区草原旅游业生态负效益补偿的保障机制：选择生态负效益小的旅游运营模式以降低旅游生态负效益补偿难度;建立旅游生态负效益补偿督促制度;提高旅游经营者的生态补偿意愿;落实资源集体所有制并让集体成员参与资源股分红以扩大旅游收益对减畜还草的促进作用;政府加大二次分配力度以将部分旅游收益用于生态修复;为旅游业受益增设减畜还草等生态建设附加条件     

城市大气环境治理成本核算及其总量、结构分析——以西安市为例

基于单位成本分析模型对2000—2009年西安市大气环境治理的价值量进行了系统核算,并从总量与结构两方面对核算结果进行了深入和全面的分析。结果表明,从西安市历年大气环境的实际治理成本(除2002、2006、2009年)来看,该市在大气环境治理方面的投资基本上逐年增加,但是增加幅度较小,而大气环境虚拟治理成本在一般年份(除2002、2006、2009年)总体上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趋势。可见,西安市为改变环境污染状况,不断增加大气环境治理方面的投资,但在初期治理资金缺口仍在增加,而随着投资的持续增加,许多大气环境治理设施的建立与作用的发挥,大气环境污染状况逐渐减轻,治理资金缺口开始变小;在核算年份中,西安市工业大气环境污染治理的重点主要放在了烟尘方面,城镇生活SO2虚拟治理成本在生活废气总虚拟治理成本中所占比例最高。最后,针对发现问题,对该市今后大气环境治理工作的方向和措施给出了建议。     

南京某城市污水二级处理系统中酞酸酯类的分布及去除特征

以南京某城市污水厂污水和污泥中的酞酸酯类（PAEs）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固相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SPE—Gc．Ms）和超声提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USE—GC—Ms）检测其中的优先控制污染物邻苯二甲酸二甲酯（DMP）、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和邻苯二甲酸单（2-乙基己基）酯（MEHP）,研究其在厌氧／好氧（A／O）污泥处理过程中的分布特征及降解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各类PAEs在该污水厂的污水和污泥中均有检出,二级处理出水中4种酞酸酯类物质的浓度在0．151—2．419μg／L。污水中4种酞酸酯的分布规律为MEHP〉DBP〉DMP〉DEP,污泥中4种酞酸酯的分布规律为MEHP〉DBP〉DEP〉DMP。该污水厂二级处理工艺对4种PAEs的去除效果较明显,去除效率DBP〉DEP〉DMP〉ME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