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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震动三要素之一的地震动周期,对震害程度的影响极大。目前的地震预警系统还无法快速有效地估算地震动周期,使得地震破坏程度预测无法考虑地震动周期特性。为此,提出一种基于初至几秒地震波的预警参数快速估算地震动周期参数的方法。利用大量的日本KiK-net井下强震数据,分析初至3 s~6 s地震波的3种典型预警参数与4种典型地震动周期参数的线性分布情况、相关系数以及误差标准差。结果表明,最大卓越周期(τmaxp)与反应谱加权平均周期(Tavg)、傅氏幅值谱平均周期(Tm)都高度相关,τmaxp分别与Tavg和Tm建立的经验公式,能够实现Tavg和Tm的快速持续估算。在地震预警系统中,采用τmaxp快速估算地震动周期参数,对于提高预警区域震害预测的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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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8日至17日,安徽省滁州市发生一次持续性臭氧(O3)污染过程,O3浓度值超过国家二级标准浓度限值3%~45%。基于滁州市老年大学监测站点空气质量数据、滁州市气象站及全球资料同化系统(GDAS)气象数据,运用HYSPLIT后向轨迹模型、潜在源贡献因子(PSCF)和浓度权重轨迹(CWT)分析方法,研究污染发生时段的气象和区域传输特征。结果表明:①在此次O3污染过程中,日最高温度的变化范围为25.5~34.7 ℃,风速整体小于4 m/s,风向以偏东风为主,午后的相对湿度在40%左右。在该时段内,滁州市基本处于均压场的控制之中,且受到锋面气旋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大气层结稳定。②O3污染发生期间,滁州市主要受东南方向气流的影响,但来自山东省、安徽省北部和江苏省北部的气流的影响也不容忽视。6月9日夜间至10日上午的O3浓度异常高值,与9日下午的气压异常低值及9日夜间的大气边界层高度异常高值密切相关。上述气压及大气边界层高度异常值的出现使得上风向高浓度O3被输送至滁州。③此次污染过程的潜在贡献源区主要分布于安徽省东南部、江苏省中西部和浙江省北部等地。上述区域的加权潜在源贡献因子(WPSCF)值大于0.4,加权浓度权重轨迹(WCWT)值超过了100 μg/m3。今后,滁州市在O3污染防控工作中应加强与上述区域的联防联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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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排放高度的污染源对城市大气污染的贡献分析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将沈阳市的大气污染排放源按其排放高度分成3类:(1)烟囱高度<35m;(2)35m≤烟囱高度≤55m;(3)烟囱高度>55m。并分别计算了不同类别高度的污染源对沈阳市各监测点的浓度贡献,通过计算得知,沈阳市35m以下的污染源SO2的排放量占全市总排放量的16.5%,而造成的地面浓度却占45.8%,其贡献率接近一半;烟囱高度在35~55m之间的污染源排放量占全市总排放量的14.7%,造成的地面浓度占33.7%,;55m以上的污染源SO2的排放量占全市总排放量的68.8%,而造成的地面浓度只占20.5%。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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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和贡献权重迭加方法的区域滑坡灾害易损性评价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区域滑坡易损性是指特定区域对滑坡灾害的破坏和损害的敏感性.根据易损性指标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以及可定量化等基本选取依据和研究区的区域特点,选择了人口密度、道路密度、建筑密度、林地密度、耕地密度、滑坡灾害密度6个指标.探讨了贡献率方法评价区域滑坡易损性的建模过程和数学表达.区域滑坡易损性定量表达为各指标的自权重与互权重以及指标的归一化值的乘积.以四川米易县为研究实例,对此评价方法进行了应用,在GIS系统中运用自然断点法进行了易损度区划和区划制图,结果显示,高易损度区、中易损度区、低易损度区分别占研究区域的7.13%、21.19%、71.68%,易损性分布基本上与人口密度、建筑密度和道路密度分布相一致,反应了基于贡献率的区域滑坡灾害易损性区划的合理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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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发光细菌急性毒性实验测定了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表层沉积物中有机污染物的复合毒性,同时运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测定了沉积物中16种美国环境保护局(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规定的优先控制的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的浓度。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及多环芳烃毒性贡献,并评估其环境风险。结果表明,2019年长江口及邻近海域表层沉积物中16种PAHs总浓度范围为32.84~283.47 ng·g(-1);2020年浓度范围为66.93~132.64 ng·g(-1);2020年浓度范围为66.93~132.64 ng·g(-1)。在空间分布上,2019年长江口表层沉积物中PAHs在靠近渔港的区域呈现较高浓度(S3=(283.47±29.94) ng·g(-1)。在空间分布上,2019年长江口表层沉积物中PAHs在靠近渔港的区域呈现较高浓度(S3=(283.47±29.94) ng·g(-1)),而2020年在靠近舟山岛的区域呈现较高浓度(L6=(132.64±9.95) ng·g(-1)),而2020年在靠近舟山岛的区域呈现较高浓度(L6=(132.64±9.95) ng·g(-1))。与2019年相比,2020年多环芳烃的平均浓度有所降低,且其细胞毒性量化指标——生物分析当量浓度(BEQ_(bio))的平均值(66.62 mg·kg(-1))。与2019年相比,2020年多环芳烃的平均浓度有所降低,且其细胞毒性量化指标——生物分析当量浓度(BEQ_(bio))的平均值(66.62 mg·kg(-1))远低于2019年(128.20 mg·kg(-1))远低于2019年(128.20 mg·kg(-1))。在长江口沉积物毒性当量浓度中PAHs所占比例较小,2019年和2020年由PAHs引起的细胞毒性的平均占比分别为4.46%和4.25%。该结果表明,检测到的PAHs仅能解释所观察到的复合毒性效应的一小部分,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对其他未检测的化学物质进行测试分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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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产权化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演绎出的碳市场被奉为解决碳排放"负外部性"的有效手段。《京都议定书》开创了"自上而下"模式的国际碳市场,但因未充分尊重缔约方自主和平等参与而成为一个封闭的"碳交易俱乐部"。京都机制的实践不足与碳市场的理论争议引发《巴黎协定》碳市场存废之争。《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由"强制约束"向"自觉责任"的转向。基于新履约模式,缔约方形成四种新市场机制方案:基线与信用及碳交易机制、基线与信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机制以及国际碳交易机制。为保障有效减缓并兼顾自主与平等参与,《巴黎协定》建立了"自上而下"基线与信用机制,但采取了与京都机制"项目"基线不同的"部门"基线。新市场机制对信用交易不再特殊限定,尊重缔约方参与和适用的自愿性;且以"部门"的总量约束为准入门槛对所有缔约方统一要求,体现出平等参与的特点;减排单位中植入可持续发展标准从而对新机制实施的总体效益予以"硬约束"。新机制将促进部门内的减排单位统一,为国际碳市场奠定规则基础。但其市场淡化与可持续发展植入亦将影响国家及区域碳市场异质化发展,不利于国际碳市场构建,其背弃配额交易,独采信用交易亦会抑制碳货币形成。中国建立国家碳市场旨在促进能源市场化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将有利于中国履行"碳强度"和"非化石能源比重"的自主承诺,还将扭转经济增长对高碳排放的依赖,为未来中国履行强制减排责任奠定基础。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