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轨迹、驱动过程及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演变

辽河三角洲位于"辽宁沿海经济带",拥有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和保存完好的大面积芦苇沼泽和以盐地碱蓬为主的潮间带盐沼,栖息着多种濒危物种.1980年以来,农业开发、水产养殖、油气开采活动加剧,使得该区域生态环境发生巨变.本研究分析了1980—2010年,辽河三角洲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轨迹及驱动过程,并应用InVEST模型模拟了碳储存、生境质量、水质净化3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辽河三角洲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以围垦、修复、淤积3种驱动为主,社会经济驱动主导,自然驱动明显.碳储量和生境质量呈下降趋势,而水质净化功能波动变化.土地利用和生态系统服务相关性表明湿地可以提供较高水平的3种生态服务功能,而生态服务功能低的区域则多与建设用地重合.在规划保护区或实施保护性修复措施时,应优先考虑3种生态系统服务的高价值区域,以实现高效、经济的生态环境保护.     

厦门土地利用演变与雨涝灾害耦合分析及规划响应研究

快速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城市土地利用发生了较大变化,对城市地表径流、城市雨涝灾害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利用遥感和GIS手段,对厦门市1990～2017年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进行整体分析,发现存在厦门市建设用地大幅增长,耕地及生态用地减少现象;再结合SCS-CN模型,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地表径流的影响,发现建设用地地表产流较大,雨涝风险高,而生态用地具有一定雨水调蓄能力,产流较少;最后就雨涝防控,提出城乡用地格局控制径流、城市基础设施疏散径流以及完善雨涝管理体制3方面规划启示,以期控制城市地表径流,降低城市雨涝灾害风险,为日后城市内涝防控规划提供参考。     

退耕还林工程驱动下的土地利用变化合理性研究——以云南芒市为例

以滇西南中低山盆谷区的芒市为例,在探讨土地利用变化合理度的概念和内涵并构建土地利用变化合理度的评价指标、测算方法和分级标准体系基础上,定量地分析评价了芒市近8 a来退耕还林工程驱动下各个地类变化的合理度和总体土地利用变化的合理度,为推进山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退耕还林工程的科学实施提供基础依据。评价结果表明,全市近8 a所有地类转化的总面积为77 602.80 hm²,转化的合理度(RD值)只有48.98%,属于"中度不合理"级。总体上,芒市近8 a来退耕还林工程驱动下的土地利用变化,既有合理的部分,如部分陡坡耕地的生态退耕、荒山造林和封山育林等,但其不合理性亦非常突出,主要体现在生态退耕地中约96%属于"不该退"的宜耕地。此外,在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同时,却又出现较为突出的毁林开垦现象。这些问题的突出存在,使芒市近8 a土地利用变化的合理性程度很低。     

"减压增效"理念下重庆国土整治实施战略研究

使用重庆国土整治的规划规模、增加耕地和投资及其运行实践,并考虑到未来经济运行对土地利用形态变化的需求,构建"减压增效"理念下重庆国土整治运行框架。结果表明:未来国土整治的"减压增效"框架,不可能再走以往依靠国土资源开发的老路。新农村建设、集体土地流转、城乡统筹试验区等国家对重庆的政策倾斜凸现在框架构建中的作用;促进增长合作型框架运行模式,把政府权利置换工作与国土整治结合起来。模式中的政府主要提供宽松环境,最大限度地动用社会资源参与区域国土资源的整治;都市圈旧城改造和迁村并点区以"减压增效"为主,渝西整治提高耕地系数区和长江北岸库区平行岭谷整治增加耕地产出区以"增效"为主,而渝东南(东北)和长江南岸库区整治增加林地分布区以"减压"为主,形成"新框架"下重庆国土资源整治的空间互补格局;都市圈、渝东南(东北)和长江南岸库区以整治恢复重建为主,而渝西和长江北岸库区平行岭谷区采取整治恢复措施,各区建立生物篱保护区内植被的自然恢复,并通过廊道将平行岭谷或"孤岛"的生态流流动起来,实现天然-人工生态经济实验区的设想。研究有助于服务于成渝城乡统筹试验区经济跨越式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和经济梯度的转移,丰富国家层面对国土整治和区域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为重庆国土整治的进一步推进提供科学依据。     

高原牧区草地变化对牧民粮食安全的影响——以青海省达日县为例

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粮食安全在概念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在关注农业区粮食安全的同时,牧业区粮食安全的研究也值得重视。论文从青海省达日县牧区牧民食物能量折算入手,构建了最小人均草地面积和草地压力指数两个计算方法,并以乡为基本单元,对各乡粮食安全进行定量计算。计算结果表明:达日县1987-2007年最小人均草地面积和草地压力指数呈增加趋势,1997年粮食安全区、警戒区、短缺区、危机区4个等级均有分布,至2007年该区域已全部演变为粮食短缺区和危机区,主要原因是草地退化严重,人口数量增加,人均草地面积减少以及技术和物质投入不足,牧业生产条件恶化。     

玛曲县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运用GIS和遥感技术分析了玛曲县1975、1990和2005年的土地利用/覆盖特征,在此基础上使用生态价值系数(C)计算出该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表明,该区域1975~2005年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129.713亿元减少到123.961亿元,共损失5.75亿元,且损失量和损失幅度呈持续增加趋势;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中,废物处理价值最高,气候调节价值次之,原材料价值最低,且30年间各服务类型的价值均呈减小趋势;玛曲县1975、1990和2005年人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为58.96,42.80,29.51万元,表明玛曲县由于人口的增长,环境压力呈持续增大趋势.草地和湿地退化是导致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的主要原因.CS检验说明本研究所选C值较为合理.     

围湖造田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有机碳和易氧化碳

围湖造田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出现的与水争地的人类干扰活动。以太湖流域肖甸湖区为试验地,测定分析了该围湖造田区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林、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林、毛竹（Phyllostachys heterocycla）林和农田4种不同典型土地利用方式35年后0～10 cm、10～20 cm、20～40 cm土壤有机碳和易氧化碳含量的差异,以及土壤易氧化碳的季节动态。结果表明：表层（0～10 cm）土壤有机碳含量林地显著高于农田,阔叶林高于针叶林。土壤易氧化碳含量随季节与土层深度的变化而变化,香樟林与毛竹林春夏季节大于冬季,水杉林与农田季节波动较平缓。4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有机碳和易氧化碳均随土层增加含量递减。与围湖地区内的溪流底泥相比,林地与农田表层土壤有机碳含量均有明显增加;与旱地发育的植被土壤相比,围湖后的土壤有机碳含量较低,易氧化碳含量较高,土壤有机碳稳定性较差。围湖造田作为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一种干扰方式,显著改变了原有生态系统的碳循环特征,因此在研究全球碳循环中,围湖造田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应该给予充分考虑。     

吴江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效应

利用1993、2000和2004年吴江市的遥感影像,在GIS和RS支持下,通过构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分析,并对其产生的生态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吴江市的耕地基底向建设用地基底转化,生态系统结构的多样性和均匀度降低,景观整体形状趋于规则;生态系统功能退化,耕地的减少以及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是导致总价值减少的主导力量,而水域生态服务价值的增加是阻止其显著减少的原因;水源涵养和废物处理功能贡献度最大,超过总价值的50%;汾湖镇所占生态服务价值比重最高,分别为24.2%、25.21%2、5.13%,桃源镇所占比重最低。     

黄土丘陵沟壑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坡地产流、产沙的影响

于甘肃省安家沟流域选择设计15个径流小区,通过对径流小区1986-1999年的水文监测资料进行年尺度上的方差分析、多重比较和相关分析,研究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坡地产流、产沙的影响,同时分析年降雨量与坡地单位面积年产流、产沙量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相同坡度等级下5种土地利用类型坡地的单位面积年产流量之间及单位面积年产沙量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大小顺序均表现为:坡耕地>人工草地>乔木林地>自然草地>灌木林地;在研究的坡度(10°～20°)范围内,同一土地利用类型、不同坡度径流小区的单位面积年产流量差异不显著,坡耕地和人工草地的单位面积年产沙量差异显著;年降雨量分别与坡地单位面积年产流量、产沙量无显著相关性.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侵蚀泥沙中磷释放风险评价

采集紫色土丘陵区典型小流域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包括林地、水田、旱地、农村居民点等)下的侵蚀泥沙和降雨径流样,测定泥沙的生物有效磷(Olsen P)、磷吸持饱和度(DPS)和降雨径流的溶解性活性磷(SRP).结果表明,泥沙Olsen P和DPS与降雨径流SRP平均浓度呈显著的折线关系.通过折线模型计算出侵蚀泥沙磷释放的风险阈值为Olsen P 32mg/kg和DPS 28%.当泥沙Olsen P和DPS大于其阈值时,磷向水体释放的环境风险大大增加.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侵蚀泥沙中磷的释放环境风险差异显著.农村居民点沟渠泥沙的磷释放风险较大,是径流水体的磷源,林地和水田沟渠泥沙是径流水体的磷汇,旱地和综合沟渠泥沙属于潜在的磷释放源.泥沙磷的释放潜力取决于泥沙来源和泥沙理化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