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种群遗传学考虑

生态恢复是生态科学的最终实验,从种群角度看,恢复的目标是使种群（尤其是优势种或建群种）到具有生长、繁殖和适应进化变化的能力。要达到这个目标,种群遗传学知识必不可少。遗传变异是物种适应变化环境的基础,而局部适应则是种群适应局部环境遗传分化的结果,它们在生态恢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分析了生态恢复过程中影响种群遗传变异因素,主要有取样误差和小种群效应（主要是瓶颈或建立者事件及其以后的近交和漂变等）,在进行     

中华鲟濒危状况与物种保护对策的评估分析

濒危等级是确定物种优先保护顺序和制订濒危物种保育策略的重要依据。结合历史资料以及近年的监测数据,对长江中华鲟种群繁殖群体及补充群体数量与质量,关键栖息地胁迫因素及胁迫强度等的全面梳理,总结出了1981年以来中华鲟种群及环境胁迫的变动趋势。参照IUCN物种濒危程度的划分准则建立了中华鲟物种濒危等级的划分标准;同时按照10年一组对该物种不同年代下的濒危状况进行评估。中华鲟在1983~1992年代进入濒危程度;在2003~2012年代进入极危程度。中华鲟物种的濒危等级取决于自身种群质量以及人类活动及环境结构变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人类活动和环境结构变化对中华鲟的胁迫呈现多样性与复杂性,且整体呈现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差异。最后,基于物种的濒危状况以及胁迫因素,分析了不同年代内的对策及效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物种保护工作的构架和保护行动的优先顺序。     

我与《环境教育》

正时间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环境教育》已经20岁了,我们也整整相识15年了。这15年间,我一直坚守在环境教育第一线,教环保、做环保、写环保,杂志亦如忠实贴心的朋友,不离不弃,陪伴左右,呈现我的陈述,传达我的声音,服务我的教学,同时牵连着我和编辑们的感情。因为有你,我的工作中便有了志趣相投的同仁,使我在环保路上不再孤单;因为有你,我的人生中便有了志存高远的朋友,每每想起都是温馨的笑脸和温暖的话语,     

浙江省台风灾情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台风灾害给浙江省造成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本文以浙江省的县域为研究单元,通过对2009-2020年台风灾害灾情数据的分析,结合降水数据、风场数据、地形数据、河网数据和统计年鉴等资料,研究了台风灾情时空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了台风灾情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9-2020年共有27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浙江省,其中12个超强台风造成的损失最严重,而灾害损失严重地区主要分布在浙江省东南部沿海地区。台风灾害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因子和人类活动因子中,台风最大风速、三日内最大降水量和距台风中心距离对受灾人口、死亡人口、受灾农作物和直接经济损失的贡献最大。本研究可为台风灾害风险的影响因素定量化分析提供方法参考。     

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为厘清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空间格局,优化地区防灾和减灾资源基础设施建设,以京津冀地区1 275个综合减灾示范社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和计量方法,对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呈集聚型分布,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差异较大,从市域尺度看,主要集中在北京市、天津市和石家庄市;从地理区域来看,主要分布在京津地区、冀中地区等区域;核密度分析显示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空间分布上有3个高密度地区,其中以北京市中心城区一带最为明显;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空间分布的全局莫兰指数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空间格局主要受到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影响,受政策因素和灾害风险因素影响较小。     

曝气策略对膜面剪切力的影响机制及其优化

曝气冲刷是浸没式MBR工艺不同于常规活性污泥法工艺的关键特征,然而现行规范的曝气系统设计与运行比较粗放,缺乏气泡尺寸模拟优化方法。以可直接观测的工程规模(500 m3·d-1)膜生物反应器为研究对象,对穿孔管角度进行了优化研究,并用群体平衡模型(Population Balance Model,PBM)模型模拟污泥混合液不同粘度下的内部气泡分布情况。结果表明：穿孔管角度垂直向下、60°、45°、30°、垂直向上在膜面产生的平均剪切力分别为1.74、1.46、1.19、1.38、1.67 Pa,这表明曝气角度最优为垂直向下。0.3%、0.5%和0.8%浓度的羧甲基纤维素钠(Carboxymethyl cellulose,CMC)下产生的平均剪切力分别是1.51、1.92、2.24 Pa,气泡直径逐渐增大。且气泡尺寸越大、流速越大,分布越均匀。基于0.3%、0.5%CMC的速度实验结果与PBM模拟结果基本吻合。该研究结果可为MBR技术的工艺优化和系统控制方法提升提供参考。     

基于渔网法的长丰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乡村振兴的实质是增长乡村景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以安徽省长丰县为例,利用2000—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采用渔网法与景观类型动态度、单位面积价值当量法、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结合,分析景观结构变化特征、ESV特征及其空间分布和ESV空间分异驱动力,对长丰县景观ESV提升提供建议。结果显示,近20年,长丰县以耕地景观为主,占比均在0.8以上,水体、林地景观大幅增长,增长量分别为3.669×10³、1.258×10³ hm²。总ESV呈增加趋势,从1.098×10⁹元增长至1.756×10⁹元,主要是退耕还林、还湖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具有积极作用;ESV高的区域分布与水体、湿地和林地分布一致;各景观类型敏感性系数均小于1,评估结果可信;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的驱动力度最高,为0.349,是长丰县ESV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子,且多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比单因子更为显著。     

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演变及其主控因子分析

进行乡村聚落用地演变主控因子识别与分析可推动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重构的理论研究和行动实施。利用景观扩张指数,揭示1980—2015年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演变的扩张模式,借助地理探测器识别主控因子并进行机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呈现以珠三角为主、东西两翼为辅的空间扩张格局;(2) 1980—2015年乡村聚落用地扩张以边缘式为主,并与填充式、飞地式交替变化;(3)人均GDP、人均粮食产量、人均农业总产值等社会经济因子为各时段乡村聚落用地演变的主控因子;(4) 1990—2000年乡村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度发展期,形成了景观要素复杂化、空间结构分化和地域功能多元化的态势,乡村聚落用地面积增加较为明显,2000—2015年乡村规划集中化和一体化趋稳,乡村聚落用地变幅较小。因此,为推进我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需要深入研究区域社会经济与乡村聚落用地变化之间的关系,多视角剖析其作用机理。     

兰州—西宁城市群城乡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空间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明确土地开发强度空间格局特征和演变规律,对城市发展边界、生态安全红线和耕地保护红线划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1995、2005、2015和2018年兰州—西宁(兰西)城市群39个县级单元为研究区,运用趋势面分析、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兰西城市群城乡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兰西城市群城乡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均值总体呈增长态势,由1995年的2.74%增长到2018年的4.45%,在空间上呈现兰州—西宁2个中心高、外围地区依次降低的"核心—外围"空间分布格局。(2)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空间差异较大,且呈现出扁平的倒"U"型曲线分布态势。(3)城乡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空间上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且集聚特征明显,冷热点区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4)1995—2018年城乡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受人口集聚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和海拔等要素综合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兰西城市群以及同类型地区城乡建设用地管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