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差距——基于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政府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逐渐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较不发达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倾斜。为了全面地评估这种财政政策的效果,在传统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及其空间溢出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用该模型模拟了现实经济中区域生产性公共支出政策及其调整对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得到的结论是:(1)当前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分布基础上,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分散于各个地区,会继续扩大区域经济差距;(2)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不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低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弱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不能达到最大水平,但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3)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可达到最大水平,但同时拉大区域经济差距。由此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现有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区域分布基础上,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为目标的次优的财政政策将新增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西部和中部等较不发达地区倾斜,靠直接刺激效应促进当地产出增长;以效率优先为准则的财政政策选取较发达地区为生产性公共支出目的地,因为较发达地区通常具有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     

新型城镇化中的协调思想分析

针对城市化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文从"人地关系"理论出发,提出新型城镇化本质上应强调城乡协调,全面整合城乡聚落体系,使大小不同、功能不同的各类聚落,形成统一和谐的整体;除了大、中、小城市及村镇协调发展之外,还应考虑景观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相协调,居住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城镇化相协调,有型的城镇化与无形的城镇文化相协调;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政府作用应与市场作用协调,其中市场推动是主要的动力,政府只能根据市场规律,顺势而为,恰当助推;城镇化实施中,要注意上下协调,首先预测区域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和城乡格局,再根据城乡聚落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结构,规划每个聚落的区位及发展规模。     

江苏省人口城乡结构差异的多尺度研究

利用"全国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等数据,基于"多尺度"分析框架,综合运用总体差异测度指数(标准差、锡尔指数及其分解)、马尔可夫链、ESDA等方法,分析1990~2010年江苏省不同尺度人口城乡结构差异的时空动态演化。结果表明:(1)20a来,江苏省人口城乡结构无论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性在各尺度上均呈缩小趋势,且前10a大幅缩小、后10a缩小幅度减缓。相对差异值及其缩小程度排序均从大到小依次为县域、市域、区域。主要受地区发展基础、增长极的带动能力及范围、政府政策侧重以及人口迁移机制等多种因素差异性的影响。由于三大区域间通过人口流动、交通、产业、资源等的联动效应,因而三大区域间差异的缩小对全省差异缩小的贡献最大。(2)前10a人口城乡结构类型转移概率波动性大,后10a趋向稳定。苏南各市区存在高水平"俱乐部趋同"现象。(3)虽然从区域尺度上看,苏南、苏北两极分化有所缓和,但从县域小尺度上来看,苏北大部分县域与苏南不同县域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这与实际相符合,因此小尺度的自相关分析更符合实际,且小尺度两极分化严重。县域尺度冷、热点地区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南北空间分异显著,涓滴效应逐渐显现,南北差异有所减小。最后提出在"两带一路"背景下针对不同尺度人口城乡结构合理发展的建议。     

生态旅游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已成为保护区周边社区家庭重要的生计,生态旅游经营收入是社区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本文基于中国7省40个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人均纯收入以及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以期能为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收入效应提供新证据,为缓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完善生态旅游发展政策提供实证支撑。研究结果表明:1倾向得分匹配法消除了家庭选择性偏差后,估计出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收入效应为20%左右,而对人均非农收入的收入效应为47%左右。使用多元线性回归高估了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大致高估了8%左右,使用Heckman模型也高估了生态旅游对家庭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大致高估了17%左右。2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身体状况、家庭负担比以及耕地面积对农户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行为产生显著影响。3结合当前的生态扶贫政策背景,政府以及社会可能高估了生态旅游经营对周边社区家庭收入的影响,追求立竿见影的扶贫效果往往在短期内会获得一定的收效,但是缺乏长期驱动力,最终导致治标不治本的扶贫。因此,政府要合理规划地方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创建一个更有利于社区参与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一方面,让周边社区家庭参与到生态旅游经营的管理和决策工作中,在生态旅游管理中拥有自主权和决定权;另一方面,建立生态旅游参与的外部约束机制,保障周边社区的利益。     

选择性转移、转移成本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

本文通过构建由城镇正规、非正规与农村农业部门组成的农村劳动力择优向城镇转移情形下的三部门经济生产和分配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存在极强选择性和具有高昂转移成本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根据模型对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择优转移和转移成本会内生性地引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中相对优质的劳动力进入到城镇就业,在给城镇居民带来更多回报率较高投资机会的同时,而农业则由于优质人力资本的流出而大大延滞了其发展速度,这种"一促一抑"、"一荣一损"的内在机制势必引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转移成本的存在会放大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进一步地,通过把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随机转移和劣者淘汰不同情形下我国可能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对比的反事实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在我国农村大量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劳动力很强择优转移的特性在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贡献了约1/3的份额,而往返流动的转移成本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产生了大约1.2倍的乘数效应,这是本研究得到的两个重要量化结果。为了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文章建议要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便利条件,为城乡间资本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便利渠道,需要将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很好地结合,特别是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活力以让农村能人能够在当地更好地施展才干。     

技术差距变动、研发资源驱动与技术进步效应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时期,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引擎。在创新驱动实现的过程中,研发驱动技术进步是关键环节。特别是,中国各地区之间技术差距较大,在不同技术差距下分析研发资源对技术进步的驱动效应尤为重要。本文以技术差距为转换变量,构建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对不同技术差距阶段研发、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等对技术进步的差异化驱动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发现,在技术差距的影响下,研发没有充分发挥对技术进步率的驱动效应,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率的影响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溢出效应对于技术进步的贡献不足。在不同技术差距间,存在着迅速和平缓两种转换机制。在快速转换机制中,研发溢出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得以体现。而在慢速转换机制中,技术差距、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两个转换机制中各变量的影响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此外,技术差距适度时技术进步的"稳态"特征十分明显,而技术差距过小或过大时则是技术进步的不稳定区间。考虑到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多层次和多元化特征,各地区应根据技术水平的现状,选取适宜的高技术进行引进。关于高技术产业中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足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增大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经费支出来解决。必须依靠加大技术后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升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最后,为充分实现不同地区高技术产业之间的协同创新与共同进步,还应着重组建协同创新机构,构建集成创新网络,进而形成区域内与地区间的功能互补与良好协作机制,实现高技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宣教动态

环境保护部与重庆市签署战略协议支持重庆宣传工作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近日分别代表环境保护部和重庆市政府签署了《共同推动重庆市统筹城乡环境保护战略合作协议》,这是环境保护部与地方政府签署的首个统筹城乡环境保护方面的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环境保护部将大力支持和全面加强重庆市环境保护宣教工作。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闲置土地处置问题——对《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的分析思考

在我国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土地资源日益紧缺．闲置土地的规范化处理在建设用地的整个制度体系中日益重要。十三年来首次修订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在管理体制与制度技术上均有相当程度的改进,同时这一新办法也存在一定的制度隐忧。为此,新办法需要进一步注重处置规范体系梳理,健全土地管理制度．加强执行落实。     

华北平原的极端干旱事件与农村贫困:不同收入群体在适应措施采用及成效方面的差异北大核心CSCDCSSCI

日益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生产脆弱性的影响逐渐加剧了农村贫困,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华北平原面临着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生产的严峻冲击,为此,实证分析了华北平原不同收入群体应对极端干旱事件的适应行为及极端干旱事件对其农业生产影响的差异,以期为政府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行为对策及精准扶贫政策提供依据。本文基于华北平原5省889个农户的1 663地块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两阶段的思路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相比于较高收入群体,较低收入群体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生产资产的劣势可能导致其显著减少了0.12次灌溉频次和降低了2.1%的概率去采用地面管道节水技术以应对极端干旱事件;(2)每增加1次的灌溉频次将平均挽回约21%的单产损失和采用地面管道节水技术相比于未采用也将挽回12%的单产损失;(3)相比于较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在面对极端干旱事件的冲击时显著地增加了约2%~3%小麦单产损失。基于此,在制定减少因灾致贫的贫困农户群体和预防农村贫困危机的政策时,要考虑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具体而言,为了增强农户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适应能力,尤其对农村收入较低(贫困)群体,政府适应政策不要忽略农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生产资本等因素影响,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政策的精准扶贫效果;在华北地区干旱化趋势明显的状况,加大推广灌溉和地面管道节水技术适应行为以减少极端干旱事件的潜在生产损失和减少贫困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