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环保：城乡一体化

从2005年开始,成都率先开展密度最大、数量最多、跨度最长的“环保模范城市群”建设工作,这是有效改善成都市区（市）县环境质量、实现城乡环保一体化、建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要步骤。此项建设工作有着极强的区域特征,所产生的效应也十分明显。时至今日,成都各个市、区、县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的城乡环保一体化经验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科学开展水价改革

水价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的构成、形成机制和监管方式是国际公认的难题。水价既是水务企业运营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也是公众日常生活必需的支出。水价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需要谨慎实施。"三元结构"是水价改革基础2004年,国务院在"关于城市供水价格改革的通知"中明确了城市供水价格三元结构组成:即水资源     

我国知识产权经济的文化基础

处在一个知识也是资本、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知识分子掌握着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知识、技术。他们通过专利、版权、专业许可等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工资制度,将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掌握了财富和社会资源的新知识分子,正在越来越良性地影响着社会。而新型知识分子要探寻的财富路径,却是一条良性互动于社会的和谐之道,是一条通向未来市场竞争的制胜之路。     

环首都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时空分异及乡村振兴路径

构建适于县域尺度的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泰尔指数、ESDA方法分析1995—2018年间环首都地区县域尺度城乡融合水平时空分异特征,并划分出城乡融合发展类型区,提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结果表明：（1）以2000年为拐点,环首都地区县域尺度城乡融合水平经历了先减后增的“U”型变化历程,整体趋势向好;城乡融合水平的区域差距先增后减,总体趋于缩小。北京及环京三市区域间的差异对总体城乡融合水平差异的贡献率略高于两类地区内部差异,环京三市内部差异是造成两类地区内部差异的主要原因;张家口市与保定市内部差异是影响环京三市城乡融合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保定市内部差异占主导地位。（2）低水平融合区的数量波动减少,高水平融合区持续增加;城乡融合水平高、低值区的“核心—边缘”结构突出,且经历了“单组单核—多组多核—单组多核”的动态演变历程;城乡融合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集聚性先增后减;城乡融合热点区呈团簇状集聚在北京市域范围内,冷点区和次冷点区呈环形或带状布局在保定市中心城区外围,状态渐趋温和;城乡融合“冷热”空间格局与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联系紧密。（3）可将环首都地区划分为五类城乡融合区：城乡融合引领示范区、城乡融合先行发展区、城乡融合优化升级区、城乡融合转型提升区和城乡融合落后欠发达区,并根据各类型区特点,提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实施路径。     

中国农业发展的结构性困境

非均衡的现代化策略导致中国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城市建设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失衡。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中国快速发展提供稳定基础,这是中国道路的关键所在,而巨大的发展成本则被转嫁到农村,并最终产生了"三农问题"。中国农业发展是与整个中国发展模式高度相关的,由此而决定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也是要超越农业本身的。     

把树留住

说起生态环境,当然离不开蓝天清水绿树。就大面积的国土而言,森林覆盖率是生态环境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志性指标。而无论城乡,人们的居住环境是否相宜,更与树木的有无和多少分不开关系。因此,我们的祖先十分重视植树。“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古谚,不但表明人们希望生活在万木葱茏生机盎然的世界哩,也展现了先辈眼光悠远、乐为子孙后代深谋远虑的胸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提前退休取得补贴收入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现对个人提前退休取得一次性补贴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公告如下：     

2011年中国城乡安全减灾的建议

大量研究与分析表明,中国城市的快速化演变过程充满了非理性的意味,不少地区一直以一种割裂的方式高速度地建设城市,大建设与大破坏并存,大中城市都已“疾病”缠身,频发事故与灾难,使城市终日忙于应急,至少难以找到中国哪座大中城市当灾变猝然发生时,可感受到综合减灾能力成熟且从容应对的例子。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顾学宁：我们要什么样的乡村和城市？

从最大的范围划分．中国只有两大区域经济,也就是城乡二元经济。如何寻求城乡二元经济的未来发展之路？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里我们在城乡社会做了什么？可以肯定地说．在前三十年破坏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之后．又把美好的乡村毁坏了!     

国际贸易对污染-收入关系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家SO2排放的面板数据分析

描述污染排放与经济收入之间关系的EKC曲线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现有研究多分析国内生产污染排放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较少探讨不同国家之间通过国际贸易而产生的隐性污染转移对这一关系的影响。本文从国际贸易的视角出发,依据"谁消费、谁负责"的基本理念,重新构建了基于消费的各国污染排放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并与传统的基于生产的污染-收入关系进行比较。基于29个代表性国家SO2排放与收入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70-2000年间,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向外转出污染,促使EKC曲线拐点提前到达,其中发达国家由基于生产的7 775美元右移至基于消费的11 060美元,新兴工业化国家则由5 717美元右移至6 841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在两种情况下的污染排放仍不断上升,尚未出现转折。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对外贸易增加了国内污染排放,因此在大力开展现有污染减排工作的同时,应重视贸易中隐含的污染转移排放以降低其对国内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