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特征与碳减排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既是温室气体排放最主要的领域,也是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领域,实现城市的碳减排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日益重要的举措。中国正在经历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的低碳发展对于中国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共赢意义重大。2010年7月以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先后开展了三批87个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的试点工作。根据低碳城市试点的进展,本文采用Tapio脱钩模型考察低碳试点城市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变动之间的关系,并根据脱钩弹性系数的大小将低碳试点城市分为低碳成熟型、低碳成长型、低碳后发型三种。在对城市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采用STIRPAT模型,考察经济规模、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和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识别不同驱动因素对试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依据碳排放驱动因素识别不同类型城市的减排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对于低碳成熟型城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大研发投入是有效的减排途径;对于低碳成长型城市,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城镇化质量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对于低碳后发型城市,实现低碳发展需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速产业升级转型。同时,位于东、中、西不同区域的低碳试点城市呈现出不同的碳排放特征,未来在探索差异化、多元化的城市减排路径时,区域性的绿色低碳协同发展有利于实现城市碳减排的目标。     

我国居住建筑室内PM_(2.5)研究现状及进展

分析了我国居住建筑室内PM_(2.5)污染水平,总结了现阶段PM_(2.5)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理论分析法、数值模拟法和实验测试法。指出室外源是室内PM_(2.5)的主要污染来源,而室内烟草烟雾、烹饪及人员活动也会严重影响室内PM_(2.5)浓度。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标定典型建筑在不同影响因素下的I/O比范围、研究家具和家电的颗粒物释放状况、加强农村室内外空气颗粒物污染调查等建议。     

人口与消费对碳排放影响的分析模型与实证

从消费压力人口视角探讨碳排放问题,有利于正确判断和把握气候变化压力的人文因素,以及人口与消费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学机制.本文通过对STIRPAT模型的扩展,应用岭回归方法计量分析人口、消费及技术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对我国1980至2007年碳排放情况的统计实证结果表明,扩展的STIRPAT模型对中国国情有较高的解释力.居民消费水平、人口城市化率、人口规模三个因素对我国碳排放总量的变化影响明显;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口结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力已高于人口规模变化的影响力,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模式等人文因素的变化有可能成为我国碳排放的新的增长点;技术进步因素在此模型中对我国该阶段碳排放的解释力有限,表明我国未来通过技术进步减缓碳排放的潜力巨大.     

为建设城市与农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而努力

<正>大家都知道,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引起了全球各国的普遍重视。从全球来看,应对气候变化、降低碳排放、节能降耗已成为一个全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要进一步节能     

中国环保的重点是污染而非碳排放

对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来说,现在既紧迫又重要的事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污染问题,而碳排放问题则属于重要但不紧迫的问题。电动汽车的动力源自电厂燃煤,因此未必比传统汽车低碳。光伏电池产业,原料、销售两头都在外,能耗和污染留在国内,对中国而言,和焦炭、氯碱等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对所谓的新能源产业国家不能盲目给予优惠政策。     

合理运用人权理念,达成碳排放权共识

坎昆大会上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实属希望渺茫,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尚未召开就结局已定的谈判＂。国际气候谈判陷入僵局,谈判争执的关键点在于＂公平＂,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有＂不公平＂感。人权理念是双方都可能认同的价值观,我们应该合理运用,确定每个人的碳排放权利,达成碳排放权共识。     

产品碳足迹评价方法及在服装产品的应用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促进碳减排是企业和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推动企业的碳减排,必须先对企业的碳排放情况有全面的认识。文章在界定产品碳足迹基本含义的基础上,从全生命周期分析的角度对产品碳足迹分析的一般方法进行了阐述,指出产品碳足迹的核查应包含生命周期各个环节的碳排放,而碳排放既包含产品生命周期中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包含产品的能源消耗。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服装产品全生命周期包含的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碳足迹的计算方法进行了分析,旨在对服装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以推进服装产品的碳减排。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山东省能源消费分析及其优化策略

基于1980-2012年山东省能源消费统计数据的研究发现,山东省能源消费具有持续增长的演进特征和显著的结构特征。1980-2012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增加了7.18倍,年均增长率21.77%;2000-2012年,终端能源消费量增加了2.46倍,年均增长率18.95%。从能源消费品种看,山东省能源消费具有显著的"高碳"和"非均衡"刚性特征。1998-2012年,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都在75%-81%之间;2000-2012年,煤品消费量占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都在48%以上。从能源消费部门看,具有显著的工业集中和行业集中特征,2005-2012年,工业能源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都在77%以上。在工业内部,2012年,十大高能耗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全部能源消费的59.92%,占工业能源消费的比重高达82.12%。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消费增长迅速,成为第二大能源消费部门。生活用能呈现快速的稳步增长态势,2000-2012年,生活用能量增加了2.58倍,年均增长率达19.83%;并且,居民生活用能结构由原来的"煤炭为主、电力补充"的消费格局转变到了目前的"电力为主、煤炭补充"的消费格局,生活用能结构的清洁化程度不断增强。能源消费结构的形成对山东省的能源安全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效应显著。1998-2012年,山东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增长了3.33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2.19%,大于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和GDP年均增长率。山东省能源消费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能源禀赋约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滞后。为此,要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以促进能源消费体系转型;推动能源供给革命,以形成市场主导、多能互补、供需互动、内外合作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运用多种市场和经济手段,增强企业自主节能减排、社会公众低碳消费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