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武江流域年径流及最大日流量影响的定量分析

针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流域年径流及最大日流量变化影响的定量识别问题,以华南湿润区武江流域为例,分别采用HIMS（Hydro-Informatic Modeling System）模型和敏感性系数法,从日和年尺度定量模拟和评估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流域年最大日流量和径流变化的影响过程及贡献率。结果表明：HIMS模型在武江流域适用性良好,日尺度模型率定期和验证期的纳西效率系数分别为0.85和0.77,水量平衡误差绝对值分别为3.1%和3.3%;两种方法均表明气候变化是引起流域年径流量增加的主要因素,人类活动导致了流域径流量的减少,但贡献率较小。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导致了流域年最大日流量的增加,气候变化对年最大日流量增加的贡献率为94%,而人类活动的贡献率则为6%。相较于年均径流量,气候变化对年最大日流量的影响更为显著。     

约束条件下中国循环经济发展中的生态效率——基于优化的超效率SBM-Malmquist-Tobit模型

以中国30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年度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重点将生态资源存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浪费两项指标纳入新的生态效率评价体系,运用优化的引入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生态效率,再运用Malmquist指数考察全要素生产率（TFP）与生态效率的动态变动关系,最后运用Tobit回归分析探索生态效率主要影响因素的方向、强度和变化趋势,以此度量和展现循环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结果显示：生态效率呈现由东到西、由沿海到内陆逐渐收敛的格局,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西部内陆地区间,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阶梯式区域失衡;生态效率的集群效应明显,辐射效应不足,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不同省份间,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参差不齐;经济发展引发的生态赤字问题逐步缓解,但在短时间内经济和生态的矛盾依旧存在,西北地区尤为突显;第三产业比重、技术进步、市场开放对生态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且趋于强化;政府规制、人口密度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也具有积极作用但趋于减弱;第二产业比重、能源结构对生态效率的改善存在负面影响亦趋于强化.     

大气自净能力指数的气候特征与应用研究

为了定量地评估污染气象条件对空气污染的作用并实现对空气污染潜势的预报,本文在城市大气污染数值预报系统（CAPPS）预报原理的基础上,定义了大气自净能力指数,并分别给出了采用气象站观测资料和通过数值模拟计算大气自净能力指数的方法.基于气象站观测资料的全国大气自净能力指数分析计算表明,全国大气自净能力最差的地区分布在四川盆地和新疆塔里木盆地,大气自净能力最强的地区分布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云贵高原、以及东北平原和三江平原、山东半岛和海南岛;1961~2017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大气自净能力指数呈下降的变化趋势,全年低自净能力日数呈上升的变化趋势.采用大气自净能力指数评估2014年北京APEC会议期间大气污染防控效果,表明在11月8~10日极端不利扩散气象条件发生时,减排措施使北京市空气质量AQI平均降低77%,使京津冀平原地区11个城市的空气质量AQI平均降低37%.基于国家气候中心月动力延伸气候预测模式（DERF2.0）的预报产品和中尺度模式（WRF）,建立了可以预测全国未来40d逐日大气自净能力指数的延伸期-月尺度大气污染潜势预测系统,回报实验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提前15d预报出大气重污染过程;月尺度的大气重污染过程预报效果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月动力延伸气候预测模式（DERF2.0）的预报准确率.     

海州湾表层沉积物磷的吸附容量及潜在释放风险

利用磷吸附指数（PSI）、磷吸附饱和度（DPS）和磷释放风险指数（ERI）研究了2016年10月和2017年5月海州湾表层沉积物的磷吸附容量及潜在释放风险.结果显示,2016年秋季PSI变化范围为99.58~199.39[mgP/（100g）]/[μmol/L],DPS变化范围为23.118%~34.289%;2017年夏季PSI变化范围是130.29~198.57[mgP/（100g）]/[μmol/L],DPS变化范围为25.545%~42.135%,两次调查中PSI和DPS均表现出相反的平面分布趋势.PSI和Al_ox、Fe_ox呈显著正相关,说明Fe_ox和Al_ox是影响海州湾表层沉积物吸附磷的主要因素,且Fe_ox占主导作用;DPS与Al_ox和Fe_ox分别表现出了显著负相关性和极显著负相关性,说明Al_ox和Fe_ox含量的增大会降低表层沉积物的磷吸附饱和度.2016年10月磷释放风险指数（ERI）的变化范围为11.59%~34.18%,2017年5月磷释放风险指数（ERI）的变化范围为12.86%~32.34%,从2次调查结果整体来看,海州湾表层沉积物的磷释放风险为中度风险.     

考虑边界条件不确定性的地下水污染风险分析

为分析边界条件不确定性对地下水污染质运移数值模拟模型输出结果的影响,运用Monte Carlo方法对一算例进行阐明,并从污染风险预报方面对模拟结果进行分析.为减少重复调用模拟模型产生的大量计算负荷,将边界条件（第一类边界条件-水头值）作为随机变量,建立地下水污染质运移数值模拟模型的Kriging替代模型,在保证较高精度的同时,实现了Monte Carlo模拟.结果表明：边界条件的不确定性,对地下水污染质运移数值模拟模型预报的结果有很大影响,考虑与未考虑边界条件不确定性得到的研究区污染羽分布差别较大.对地下水污染质运移数值模拟模型的Monte Carlo模拟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可以评估研究区观测井1,2,3污染物浓度预报结果的可靠程度,并且可以预报出研究区观测井1,2,3遭受不同程度污染的风险.     

使用热处理污泥吸附剂去除废水中重金属铜的研究

基于重金属铜的高度危害性和污泥的高效重复利用的考虑,研究了在污泥吸附剂上去除合成废水中重金属铜的实例。将污泥干燥,研磨并在各种温度下进行热处理,使用SEM和FTIR技术分析了污泥的表面形貌和化学结构。实验所研究的参数是铜离子的初始浓度、反应时间、污泥用量以及污泥的热处理温度。实验数据显示随着污泥用量的增加,Cu+2的去除率增加,并根据使用的浓度范围,研究了Cu+2的初始浓度对重金属铜去除率的影响。对实验数据使用不同等温线进行模拟,获得线性拟合性能较好的等温模型。     

重大环境自然灾害下的电网应急模型设计研究

在重大环境自然灾害下构建电网应急调度模型,确保电网畅通,提出一种基于区域网格分割和功率相关性调制的重大环境自然灾害下的电网应急模型,利用多个独立的网格分布模式进行电网和电力资源调度,采用Small-World模型构建电网应急调度网络结构,结合电网传输电力资源的相关性特征构建电力数据权重分配机制,采用自适应分配方法进行电网输出的网格模块化分区,通过区域网格分割进行电网应急调度的最优化分块设计,根据功率相关性调制方法提高电网的输出增益,避免重大环境自然灾害的影响。仿真结果表明,采用该方法进行重大环境自然灾害下的电网应急调度,能提高电网的连通性,电网的输出增益较好,组网能力较强。     

长春市中心城区道路绿地土壤肥力调查与评价研究

实验采集了长春市中心城区12条主干道的0 cm~20 cm土壤进行调查,研究其容重、孔隙度、p H值、有机物含量、碱解氮含量、速效磷含量等理化性质,使用内梅罗指数法对土壤肥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道路土壤p H值变幅8.10~9.70,与自然土壤相比p H值总体呈现碱性;有机质含量均值为37.94 g/kg,有机质含量较高,但变异系数大,各道路间差异较大;速效磷含量变化范围是2.92~51.18 mg/kg,处于中等偏低水平;碱解氮含量平均值为118.05 mg/kg,处在中等水平;土壤肥力指数在0.54~2.00之间,长春市道路土壤较为贫瘠。     

潜力的兑现还是赢者的诅咒——来自跨区域能源项目电价反向招标的证据(2006—2020年)北大核心CSCDCSSCI

能源项目反向招标作为替代统一上网电价的市场自由化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提高了各类能源的降本效率,但近年来项目投标运营主体却陷入了盈利瓶颈。针对这一现象,该研究修正关联价值模型,构建动态竞标决策框架,评估项目成本和产出不确定时能源投资企业附加动态预期的最优投标电价决策,并利用2006—2020年欧美和亚太地区3000余个大型电站电价招标及项目后期运营的样本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①几乎全球能源投资企业都会陷入“过分乐观”预期导致的“赢者诅咒”怪圈,最终所持项目的实际运营收益远低于预期。投标主体往往更容易低估项目建设和运营的成本压力和风险,并高估项目的电力产出和收入稳定性,尤其在联合投标机制被取消和禁止以后,招标结果甚至变得更加激进。由于经历过超预期技术进步的持续修正,过度乐观的预期超越了行业内生性的技术进步,成为持续施压电价下降的重要动力。②当前的能源产业特别是风、光新能源未能有效发挥行业潜力,随着新能源行业技术革新,它较之火电项目表现出更加激进的竞标策略。在内卷化竞标压力下,内生性的成本优化阻碍了新能源项目的潜力发挥,当期成本是导致其陷入“赢者诅咒”的最重要原因。③在考虑学习曲线效应等诸多因素以后,除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优势以外,样本数据并未发现包括经验、市场环境等内外部因素能使企业跳出这一怪圈。甚至在过去的5年左右时间里,“赢者诅咒”导致的项目投资利润下降超过市场技术进步因素,一度成为风电和太阳能项目电力价格下降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健康可持续的能源产业政策需要立足于上游持续的技术革新,完善绿色金融为基础的资本市场体系,确保提供优质项目服务能源消费者,并为能源项目投资者提供来自资本市场的认可和支持。     

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法治的困境和出路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一路象北”事件中,尽管中国政府和民众对野生亚洲象采取的各种积极保护措施值得世界称赞,但重新审视和科学规划野生动物栖息地应是当务之急,而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于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意义重大。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能够表达其对野生动物保护及与此相关的公共安全事务的愿望、意见和利益诉求;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执法,可降低行政部门监控违规行为及其影响的成本,并减轻起诉违规者的部分负担;在野生动物保护中引入公益诉讼制度,不仅契合公共利益保护的目标,还能通过确保公众有序开展和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弥补现有野生动物保护机制的不足。目前,尽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在风险防范和生物安全保护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却未对“公众参与”原则与制度的构建给予足够重视。公众参与制度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运行环节的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及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因此,法律应保障公众享有一定的野生动物保护参与权。在立法阶段,应明确法案起草、论证、审议全过程的公众参与,保障公众参与的主体、范围、渠道多元及进行立法前评估,以增强立法权威性;在执法阶段,完善野生动物保护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举报权并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司法阶段,明确规定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对社会组织提起的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法律依据和相关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