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可视化新闻生存之道——以英国《卫报》为例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据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可视化新闻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目前,国外一些主流媒体的可视化新闻发展与国内相比,无论是从观点理念、技术手段还是制作团队上都要更加成熟和完善。本文从英国《卫报》中可视化新闻的一些特点出发,分析国内可视化新闻报道存在的差距,初步地对新媒介环境下可视化新闻报道路径进行探究,以期为这一新的报道样式持续发展留下有益注脚。     

传媒格局重构下的媒体融合思考

近年来,随着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裂变式发展,传统媒体在舆论引导、经营效益等方面受到了很大挑战。本文从传统媒体工作者的视角,力图通过对传统媒体所面临的冲击的论述,阐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必要性。同时,借鉴欧美经验提出了融合路径参考。     

浅谈融合新闻中受众参与的重要性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融合新闻是当前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热门话题,而受众作为传播活动的起始点与最终归宿在这一新的新闻传播方式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探讨受众在融合新闻发展各阶段中的参与,以期受众的能动性在融合新闻浪潮中得到更多的重视。     

大数据时代之人类生存观反思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进行数字化生存。面对海量信息人类该如何取舍,怎样才能构建一个积极而安全的未来?大数据时代两大威胁:信息控制权力的威胁和时间的威胁。基于以上反思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提出应对数字化记忆与信息安全的对策。     

关于花溪河污染“零增长”的探索

以实测数据为基础，介绍了花溪河的水质变化规律及污染源，指出治理农业非点源污染是保证水质良好的关键，并提出经济与生态环境双赢的治理措施。     

2006-2017年浙江甲醛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OMI大气甲醛产品,探讨了浙江省2006-2017年对流层甲醛柱浓度时空分布特征,结合土地覆被情况、气象、地形以及社会经济数据,多角度定量化分析了大气甲醛浓度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6-2017年浙江省大气甲醛浓度整体呈增加趋势,变化过程大致可分为2个阶段:大气甲醛浓度急剧上升阶段(2006-2010年)和大气甲醛浓度平缓下降阶段(2011-2017年);空间上,大气甲醛浓度自东南至西北呈阶梯式增长,高浓度区主要集中在浙北平原;时间上,大气甲醛浓度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季均浓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大气甲醛浓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包括人类活动和自然条件2个方面。人类活动主要包括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其中工业生产中的能源消耗是主要的甲醛排放环节,交通运输对甲醛浓度的升高也有一定的贡献。温度、降雨的季节性变化以及山脉阻拦作用也是形成浙江省大气甲醛时空分布特征的重要成因。     

河北长城长电极有限公司

据中国炭素行业协会统计数据证实：自1999年以来，河北长城长电极有限公司炭电极产销量连年位居国内同行业第一；自2004年以来，炭电极产销量达到世界第一。目前公司占领了全国工业硅冶炼用电极70％的市场份额，并已出口到美国、澳大利弧、巴西、加拿大、德国等国际市场。河北长城长电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7年12月，厂址位于河北省涞水县，     

经济下行压力下能绿色市场培育

从上半年经济数据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由于中国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难度会更大。在经济下行的趋势中,如何把握经济增长点,需要我们有更清醒的头脑和更深刻的大局观。纵观世界近一二百年来的经济发展,由经济增长点影响经济较长时期发展的时期有三个。一是蒸汽机发明后的工业革命;二是电的发现和电气时代;三是计算机发明后的信息时代。现在有人预言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以“新能源”为代表的绿色经济。     

几种网格数据处理方法的应用与评述

对于利用网格布点所测得数据的处理,可采用积分法、趋势面法、多项式法和平均值法,各种处理方法各有其特点。平均值法计算简单,各个网格权重相同,意义明了,但精度不高;积分法和趋势面法考虑到了位于中心的网格对整个区域的贡献率大,组成的三角形多,统计时利用次数就多,边缘的网格数据利用次数少,物理意义明确。积分法还可计算总量,趋势面法可以在图上表示区域分布及变化趋势;多项式法除了计算其平均值外,还可模拟测定值,可计算测得数值序列趋势值和偏差值,分析污染物分布及变化情况。使用时要根据分析对象的物理意义及研究目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数学模型和计算公式。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探索与思考——乡村地理青年学者笔谈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地域广阔,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显著,乡村振兴路径需要体现乡村发展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区域性。来自乡村地理学领域的16位青年学者,以笔谈方式,对中国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开展了深入讨论。核心观点如下：（1）乡村振兴需要遵循时空分异规律,重点关注乡村发展的时空传承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衔接,建立彰显地域特色和具有可操行性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分类、有序地推进乡村的人居环境、产业体系、生态环境和治理模式等转型。（2）力求城乡融合和联动,构建城乡复合多中心网络体系,创新采用“乡村群”空间组织模式,以乡村内生力、城镇辐射力与规划约束力共同驱动乡村振兴。（3）在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农业承载着食品安全、社会稳定和生态产品等多重功能,需要构建农业“全价值链”的发展路径,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乡村产业兴旺。（4）在能源富集区,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需求前提下,需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西南地区,依托山区特色生态、人文资源打造山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塑乡村旅游新品牌、构筑山水田园乡村家园;在东北地区,乡村振兴应与“东北振兴”战略协同推进,有序分类推进;在长三角地区,应在全面认知乡村工业化到乡村城镇化,再到乡村特色化,到乡村的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的阶段演化特征基础上,寻求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在西北地区,应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乡村“自主脱贫”的能力,实现从“输血”扶贫向“造血”扶贫转变;在京津冀地区,需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在资源型地区,乡村振兴核心将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高效农业体系替代以资源开采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在传统农区,优化耕地利用转型同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耦合格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混杂性”特征的乡村,需激活农村土地资源的资产和资本属性,推进空间有序整合与活化,寻求多主体共同参与和缔造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