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网络可达性测度及经济潜力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高速铁路的开通给沿线城市的建设带来了重大影响。基于可达性测度以及修正的经济潜力模型,利用GIS对安徽省高铁可达性以及经济潜力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1)高铁开通后安徽省可达性显著提高,但总体格局保持不变,呈现出以合肥为中心,淮南、芜湖等地为副中心的"多核心"模式。池州、铜陵两城市可达性上升幅度最大,黄山紧随其后,芜湖、滁州变化最小。高铁开通后,滁州可达性排名下降5名,下降幅度最大,合肥、淮南、黄山最为稳定,其他城市均有小幅变化。(2)可达性的提升对城市经济潜力造成了一定影响,总体呈现出以合肥为中心的外围扩展模式。池州、铜陵经济潜力增长最为显著,黄山位列第3,可达性的提升直接影响了池州、铜陵、黄山三市的经济发展。高铁开通后,合肥、芜湖经济潜力排名始终位于前二,传统经济中心地位不变。马鞍山排名上升4名,幅度最大,池州、黄山两市处于末端,经济潜力仍然较为薄弱。(3)高铁开通后,时空收敛效应明显,可达性的提升令城市经济潜力增长显著,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可达性与经济潜力呈现不完全契合关系。     

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来自中国省级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首先按照各省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与按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的地方环境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的排名情况把中国30个省份分成两个区域,区域1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强,区域2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弱。区域1包括北京、海南等14个省市,区域2包括天津、上海等16个省市。其次基于2007—2014年中国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分析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最后借鉴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开放经济是否存在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1)环境污染物排放存在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区域1呈现出开放程度和污染物排放双低的特征,而区域2则表现为双高特征。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污染物排放较高,采掘业污染物排放年均增长速度最快。(2)样本期内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均表明开放经济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对外开放不是助推环境污染的原因。(3)中国环保财政支出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环保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4)开放经济对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具有门槛效应,当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高于门槛值-1.221、-1.016时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很难发挥。(5)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为门槛变量时,有107个观测值低于门槛值,占总观测值的44.58%,其中有59个位于区域1,占55.14%。鉴于此应继续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进一步提升环保财政专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保持适度的对外开放,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开放经济下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     

基于加权叠加模型的高原湖泊流域重要生态用地识别——以星云湖流域为例

生态用地在维持区域生态平衡和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星云湖流域为研究区,运用层次分析法和GIS技术,从水土保持、地质灾害规避与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资源安全4个方面,构建了流域重要生态用地识别指标及其识别方法,并识别出流域重要生态用地空间分布。结果表明:(1)加权叠加模型更适用于高原湖泊流域重要生态用地识别;(2)根据生态用地重要性分为核心型、辅助型、过渡型和非重要生态用地,面积分别为75.98 km~2、105.05 km~2、89.47 km~2和65.11 km~2,分别占流域生态用地总面积的22.64%、31.30%、26.66%和19.40%。识别结果能较好地反映重要生态用地维护流域的生态安全。以星云湖流域作为高原湖泊流域的典型,为高原湖泊生态保护提供科学方向,以期协调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促进可持续发展。     

基于景观格局演变的流域生态风险评价与管控——以贵州赤水河流域为例

以岩溶地区典型流域——赤水河流域为研究对象,以2000、2005、2008、2013年4期遥感数据为基础,结合Arc Map的空间分析功能,对流域景观格局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构建流域生态风险评价体系与管控措施。研究表明:2000~2013年赤水河流域无风险区、潜在风险区、轻度风险区分别由1.66、2.95、75.41 km~2上升至5.63、21.81、115.45 km~2,而中度、重度风险区却分别下降了35.6和40.27 km~2;历年生态风险演变格局为以城乡建设用地为中心,生态风险由轻度、中度、重度向潜在或无风险区过渡,轻度、中度、重度主要以点状扩散或增加,潜在及无风险区则连片分布于农田区和山地丘陵区;基于不同生态风险区的风险源管控对策,对建立流域生态风险预警机制、降低流域生态环境风险、维护流域生态服务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区域能源、经济与环境耦合的动态演化

文章全面解析了系统耦合机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能源、经济与环境三系统耦合模型,测算了1995—2014年中国四大区域三大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并从时空两个维度对区域三系统交互关系的变化特征以及差异做出了全面讨论。结果表明,1各省区经济和环境综合指数呈持续上升的良好态势,而能源综合指数在小幅波动中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发展状态,同时三者关系极为密切,具体表现为三类指数的变动具有显著的相关性。2三系统交互作用的耦合度均保持不断递增的演化趋势,但绝对水平较低,且区域间差异较为明显,整体上呈现由东到西递减态势。3三系统的耦合变化与能源-经济、能源-环境和经济-环境三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具有密切的相关性。4在探索三系统耦合协调的持续发展路径时,需重点引导三系统打破固有束缚,通过有秩序的相互配合产生单个系统所不具备的发展能力。而从现实状态看,在当前面临经济下行、资源环境不可持续以及区域发展差异扩大等问题的严峻挑战,各省区需结合本区域实际发展状况和比较优势制定发展规划。东部需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强化技术创新,以带动能源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中部和东北需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西部则应将重点放在绿色发展和防范环境风险两方面。     

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     

发展中国家典型环境服务付费实践案例分析——肯尼亚的经验与启示CSSCI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纯粹市场理论的环境付费机制,在当前全球知识经济体系下已暴露出明显不足。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对环境的关注已成为突出的政治问题,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众越来越对以环境破坏与物种减少为代价获取经济与技术的快速发展提出质疑。比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环境服务付费实践的差异,选择肯尼亚等5个发展中国家典型PES项目实践案例,介绍、分析、总结了PES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我国生态补偿实践的现状和新时期生态补偿实践中出现的主要新问题,提出思考与建议。     

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主要挑战和战略对策研究

该文对我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必要性、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战略对策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过去20年来,我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由此带来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20年也是承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转移的20年;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态超载和环境风险最高的国家,并且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丧失,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压力。加快经济的绿色转型,中国有有利条件,如内需市场庞大、民间资本较为充裕等,但更多的是挑战,突出地体现在需克服三道难关:一是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中期,自身对传统产业的旺盛需求还将持续10-15年,且支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许多核心技术尚待突破,面临着传统产业锁定关;二是在传统能源行业的垄断性以及新兴产业的技术障碍等因素综合影响下,新兴绿色行业的国内市场培育非常缓慢,面临着内需疲软关;三是土地、水和矿产等要素价值被严重低估,环境损害游离于企业生产的成本-效益之外,面临着资源环境价格与价值扭曲关。面向未来,我国应立足国内需求来培育和壮大新兴绿色产业,继而再谋求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的竞争优势。为此,我国需要重点从四个方面构建有利的政策措施:①完善促进传统产业淘汰/升级的倒逼机制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建立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的经济发展考核体系;②促进新型城镇化、新兴产业发展和新兴就业的紧密结合;③采取"技术创新—形成专利—建立标准—引导市场"模式谋求新兴产业的全球竞争力;④在全社会着力构建绿色消费模式。     

新环境库兹涅次曲线: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2002-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模型,选取工业用水的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分别对我国31个省份进行全国以及地区分组研究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所选指标与区域分组密切相关,工业用水的绝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分别呈现"N"型、倒"U"型、"N"型和单调递增形态,工业用水的相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分别呈现倒"N"型、倒"N"型、"U"型和倒"N"型形态;②当前,就工业用水绝对指标而言,只有东部组别中的北京、天津和上海获得了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下降的"双赢";就工业用水相对指标而言,全国组别中的北京、天津和上海,东部组别的全部省份以及西部组别中的内蒙古获得了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强度下降的"双赢"。因此,各地区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等,提高工业用水效率。其次,要有效地缩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获得工业用水下降与经济增长的"双赢"。最后,给我们提供一个积极的信号:工业用水不会一直增加,在跨过某个转折点后,会出现停止增长,甚至下降的趋势。     

科技创新与云南低碳发展的再思考

当前云南经济发展属于典型的资源高消耗型,发展方式粗放、生态危机渐现等问题突出。低碳经济是云南做好国家战略定位,实现跨越发展的最佳选择,云南发展低碳经济应该以科技进步作为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