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生活方式并非只能依靠财富增长

跨过温饱线后,物质的极大丰裕未必一定给我们带来快乐,因为没有本能驱动我们返回适度的范围。适应与期待可以解释不同领域幸福感的变化,但暴露出现代消费社会的问题梗结:我们对一些尚未满足的基础欲望重视不足,而对一些已经充分满足了的欲望还在无休止地填充。温饱线上收入的提高和消费的增加,不会持久地提高生活的满意度。转变生活方式,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妥善地使用它,才可以增加生活的满意度。     

可持续消费的三维伦理向度

20世纪以来,一系列具有全球性质的资源、环境、人口等问题日益凸显,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困境。无论是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或是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还是从消费的公平性角度来分析,纵欲享乐的消费主义方式都有很多无法回避的罪责,它不仅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且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正是通过对工业文明消费观的反思和批判,可持续消费伦理应运而生。可持续消费通过控制自身的消费保护资源、降低污染强度实现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伦理目标;通过节制过分的物质欲望、追求精神生活的完善增进了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伦理关怀;通过正确处理人类自身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强化了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伦理责任,可持续消费所具有的三维伦理向度,使其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消费方式的全新的消费方式和消费理念,成为人类应对危机理性的自觉和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时代要求。     

微观福利视角下的库区移民搬迁意愿调查

三峡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限制,又面临再次移民的规划.为有效的缓解由于搬迁中搬迁主体与搬迁规划向左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优化搬迁政策制度,实现社会的和谐,就应分析库区移民自身的福利状态与搬迁意愿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福利理论分析框架下建立理论模型并设计问卷,在多层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运用Logit模型建立三个逐次包含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试图找到对移民搬迁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福利影响因素,并分析其原因.研究表明,对于库区人口搬迁的自身福利的变化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为:居住环境、居住方式、教育程度、饮水方式、政策了解程度、环境满意度等;收入、承包地面积、工作等因素也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年龄及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电话和教育建设对于搬迁意愿的影响则不明显.     

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变化与差异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不可持续的居民食物碳消费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居民食物碳消费是环境碳循环研究和可持续消费的重要内容。采用政府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1985~2007年安徽省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和食物碳消费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并对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1)城市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结构转变较农村显著,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比较单一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而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粮食、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2)城市居民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量均呈下降趋势,但食物消费总量却呈上升趋势,加剧了食物碳消费的环境影响;农村人均和户均食物碳消费和碳消费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仍高于城市,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的生态压力依然较大。(3)Pearson乘积相关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探索可持续的居民消费模式和减轻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流域生态补偿社会资本模拟

为探寻在社会资本变化(社会信任、社会规则、社会网络)的情况下,个人决策变动对流域水环境和生态保护支付力度的影响,选择永定河上游册田水库保护区(山西省大同市)、官厅水库保护区(河北省张家口市)作为典型区,针对3种不同情景(基于国家-1、基于市场-2、基于居民区-3)对民众的支付意愿和支付量(国家税收、旅游收入、社区民众纳税)进行研究。民众积极接受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支付额度变化范围为55-68元/月;民众对拒绝生态保护的支付区间为35-46元/月。在具有保护体制的生态补偿支付案例中,边际影响值是0.29,表明在支付意愿的实施过程中,具有生态保护知识区域的支付意愿比例比其余地区高29%。在第1种情景中,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程度较大,性别在第1,3种情景中的作用较为显著,而年龄在3种情景中的作用较小。年龄在情景1和情景3中是积极的影响因素,教育在情景1和情景2中也是积极的影响因素。册田水库流域民众的生态保护支付意愿较高。从负面社会资本的影响层面考虑,在第1种情景下,被调查者虽具有较高的信任水平,但支付意愿水平却较低。社会规则、社会信任机制对个人的支付意愿具有积极影响。基于WTP的社会因素影响程度模拟方法的理论研究尚不成熟,并且区域空间经济社会数据分析的不精确性以及研究对象影响程度划分的局限性,研究结果的精度尚且不高,难以准确体现区域的差异性。     

山东省能源消费分析及其优化策略

基于1980-2012年山东省能源消费统计数据的研究发现,山东省能源消费具有持续增长的演进特征和显著的结构特征。1980-2012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增加了7.18倍,年均增长率21.77%;2000-2012年,终端能源消费量增加了2.46倍,年均增长率18.95%。从能源消费品种看,山东省能源消费具有显著的"高碳"和"非均衡"刚性特征。1998-2012年,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都在75%-81%之间;2000-2012年,煤品消费量占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都在48%以上。从能源消费部门看,具有显著的工业集中和行业集中特征,2005-2012年,工业能源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都在77%以上。在工业内部,2012年,十大高能耗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全部能源消费的59.92%,占工业能源消费的比重高达82.12%。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消费增长迅速,成为第二大能源消费部门。生活用能呈现快速的稳步增长态势,2000-2012年,生活用能量增加了2.58倍,年均增长率达19.83%;并且,居民生活用能结构由原来的"煤炭为主、电力补充"的消费格局转变到了目前的"电力为主、煤炭补充"的消费格局,生活用能结构的清洁化程度不断增强。能源消费结构的形成对山东省的能源安全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效应显著。1998-2012年,山东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增长了3.33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2.19%,大于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和GDP年均增长率。山东省能源消费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能源禀赋约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滞后。为此,要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以促进能源消费体系转型;推动能源供给革命,以形成市场主导、多能互补、供需互动、内外合作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运用多种市场和经济手段,增强企业自主节能减排、社会公众低碳消费的内生动力。     

基于信息熵的省域内能源消费总量分配研究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保障能源安全,积极应对气候变暖的重要手段;省域内能源消费量的合理分配,是落实国家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有效措施。提出能源消费总量分配应以公平为主、考虑区域发展权益的同时兼顾效率的原则,秉承“定基数,分增量”的思想,构建了基于信息熵的多因子混合加权分配模型,对目标年能源消费增量进行分配;选择了10个指标从经济水平、能耗水平、发展现状、产业结构及城市发展定位5个方面描述各地区的节能潜力及控制能耗量的责任,拟对能源消费总量在省内各市区的分配进行探索性研究。并以安徽省为例,对安徽省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分配到各市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2015年安徽省17个市区能耗分配量增长率范围为1193%~5045%,能耗增幅的分配结果整体上受各市区人均GDP和人均能源消费量水平所支配,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城市化率所调控     

环境健康价值评估中的年龄效应研究

在环境健康价值评估研究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证研究焦点之一,也是重要的学术问题。长久以来,环境政策效益评估中是否应该赋予老年人较低的统计寿命价值一直存在广泛争议,且尚未得到一致性结论。通过设计选择实验,对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效益进行了抽样调查,并采用MNL模型对北京市约500个居民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估算了不同年龄人群对健康风险减少的支付意愿,针对中国人群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探讨。结果表明:一方面,在总体样本中设置年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显著为负,即年龄因素对减少空气污染带来的死亡风险降低的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年龄越大支付意愿相对越小;另一方面,不同年龄人群分组样本结果显示,统计寿命价值与年龄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统计寿命价值在中国存在"老年折扣"现象。研究结果可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健康效益分析中如何考虑年龄的影响提供重要依据。     

CVM研究中支付意愿问卷“内容依赖性”的实证研究——以上海城市内河生态恢复CVM评估为例

为检验意愿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中争论的焦点问题——支付意愿的问卷"内容依赖性",本文以上海城市内河生态修复为评估对象,构建CVM的假想市场,设计评估顺序、评估对象尺度、嵌套物品等四重方案,通过720份问卷平行调查对同一评估对象在不同问卷中获得的支付意愿,并进行估计值比较和t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支付意愿的数值随评估尺度的增加并不显著增加;单独评估比作为嵌套物品评估具有更高的支付意愿值;在问卷中先被评估的物品居民给出的支付意愿较高;整体物品的支付意愿小于各部分的加总。研究结果验证了国外实证研究文献报道的"范围不敏感"、"嵌入效应"、"顺序效应"、"部分—整体效应"等现象的存在。对此现象的解释主要是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因此,在将CVM研究结果应用于公共政策中应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引起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