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博弈论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治污决策模型

针对当前严重的水污染问题,采用博弈论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治污决策进行了研究,为事件应急管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支持。基于经典博弈论构建了信息不对称下突发性水污染事件中管理部门与企业之间的信号博弈模型,对信号发送方企业的类型空间、信号空间和信号接收方管理部门的行动空间进行假设,求得了模型的精炼贝叶斯均衡解,并对不同参数取值下的均衡解进行了分析。基于有限理性建立了企业群治污决策进化博弈模型,通过求解模型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不同参数取值下的进化稳定策略,并对模型进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进行治污决策时,通过公开企业信息与信誉,提高对企业是否采取治污策略的奖惩力度,采用现代先进信息技术降低企业治污与管理部门检查的成本等方式有助于企业采取治污策略。     

烟囱高度合理性论证技术方法研究

通过研究有关烟囱高度合理性的国家标准、规定和方法,指出影响污染物落地浓度的主要影响因子,结合一些烟囱高度合理性设计的实例,总结出了一套论证烟囱高度合理性的方案,并从气象和环境空气影响角度对不同高度烟囱合理性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烟囱高度要以适合当地气象和环境空气质量实际情况为原则,最大限度地减轻污染物落地浓度对当地造成的不利影响.这对减轻污染和减少厂家经费投入以及对于指导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两种制度下公共资源长期耗用之比较

丁和张维迎对“公共地悲剧”的论述,是以参与耗用公共资源的人数不变为假定的。但是,有些资源即使在长期中也无法改变其公共资源的属性,这使得耗用这类资源的人数在长期中会发生变化。只要有超额利润,就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耗用该资源;反之,则会有人退出。通过构建数学模型,探讨了长期中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下,人们耗用这种无进入壁垒公共资源的均衡情况的差异。结果显示,集体理性可以使该资源的耗用速度减慢,但是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社会福利减少;而个体理性下资源的消耗速度更快,但可以达到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社会福利的效果。进一步认为,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制度只能是权宜之计,技术才是根本出路。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资格认定偏差的分析——以“腾格里沙漠案”绿发会遭遇起诉尴尬为例

绿发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遭遇起诉尴尬,被宁夏两级人民法院裁定以不符合原告资格为由而不予受理,是中国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面临障碍的一个缩影,说明了社会组织的主体资格在历史语境、法律适用与立案受理以及区域法院之间存在认定偏差,需要加强社会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认定的实践理性.     

对我国商业银行理性发展住房信贷业务的探讨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不断出台,商业银行作为房地产业的主要融资部门,作为政策的执行者之一,为了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应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理性地发展住房信贷业务.     

课程改革呼唤教师的理性精神和教育智慧

课程改革是"国际理念、本土行为",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优质教育资源偏少,文化底蕴较低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需要教师们在课改中始终坚持理性精神,更需要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挥各自的教育智慧,积极主动地去探索,去积累和提升。     

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 公众如何理性维权

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在中国环境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依然比较严重,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正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     

印钞废水厌氧处理可行性研究

为了对印钞废水生物处理提供可行性方案。通过对印钞废水的特性进行分析,采用厌氧生物处理技术进行处理,并对反应过程中可降解性和产甲烷毒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印钞废水可以通过厌氧生物降解进行处理,其可降解性BD%为79.6%,对甲烷菌的抑制作用为89.6%,微生物不能通过直接驯化适应,建议厌氧处理前进行稀释或脱毒处理,同时需要给废水中补充磷源,以满足微生物生长的需要。     

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新思考——以“4.20”雅安地震为例

为了减少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以"4.20"雅安地震为例,分析了重大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强、影响范围大且后果严重、救援紧迫性强、参与主体多元化等特点。与汶川地震比较,雅安地震在救灾反应速度、救灾手段和救灾效率3个方面有比较大的进步,但也存在管理混乱、信息混乱、角色混乱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为类似事件应急管理提供参考与思路。     

我国环境政策改革对企业行为的优化机制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环境政策改革举措,探索出了一条有别于发达国家的绿色发展道路,形成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引领环境保护的整体思路。本文构建了政府与企业有限理性动态博弈模型,模拟了党的十八大后环境税收、环保垂改和加强公众监督、环保激励三类政策的改革对企业绿色发展行为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三类政策均可大幅提高环境保护约束能力,且政策联合应用取得了激励相容的效果,协同促进了企业绿色发展行为。为了更好地服务美丽中国建设,本文建议我国后续环境政策改革应增大污染处罚力度引导全程减量减害,健全长效防控机制提升环境监管能力,拓展环保激励手段激发绿色发展动能,加强环保顶层设计发挥政策协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