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交易补偿可再生能源的正外部性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探索以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为载体的配额制政策(RPS),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补偿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环境及社会正外部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所面临的消纳不足问题。考虑由消费端承担配额义务并引入二次惩罚函数,构建包含电力生产端、消费端在内的序贯博弈模型。结合实际设置参数,分析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RPS政策下,当配额力度加大时,绿色电力证书的价格呈现先增后减的特征;②罚金一定时的社会福利函数关于配额的增加呈倒“U”型分布;③配额和罚金均过低、均过高都不利于证书交易行为的实现。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差距越大,对应的最优配额越小。因此,要将配额、罚金和成本差距结合起来考虑,确保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在“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下达到社会福利最优水平。最后,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配额制和固定上网电价政策(FIT)的规制效果进行比较,发现:①RPS政策的最优规制价格低于其在FIT政策下的值;②配额水平偏低时,FIT政策的社会福利水平高于RPS政策,反之则反。因此,在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FIT政策相对较优;在市场规模较大和技术较成熟阶段,RPS政策相对较优。中国在推进配额制的实施过程中,可将两种政策结合起来,在一部分省份或地区继续保留FIT政策,而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较为成熟的省份或地区作为试点率先实行RPS政策。     

碳关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和社会福利影响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碳排放逐渐从环境问题演变成政治经济问题,碳关税是发达国家推崇的新型贸易壁垒,以此来增强本国产业竞争力,这对于碳排放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无疑会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为了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发达国家碳关税,以我国出口结构中高碳产品最密集的制造业为对象,研究碳关税措施和出口贸易行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气候变化问题和国际贸易两大体系之间建立关联。本文首先构建碳关税的局部均衡模型,从几何分析和数理分析两个维度出发,探讨美国征收碳关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和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GTAP模型,模拟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四种情境下征收碳关税的情况,分析实施碳关税对我国制造业各行业出口结构的影响,以及对我国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征收碳关税会导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市场价格下降,出口量减小;我国开征国内碳税会导致制造业产品出口市场价格上升,出口量减小,但出口减小幅度低于美国对我国制造业征收碳关税时的出口减小幅度;美、欧等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将导致我国化工橡胶制品行业、石油煤炭加工工业以及造纸业等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减少,其中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为造纸业,出口降幅在1.79%-6.05%之间,而其他非能源密集型的制造行业出口增加;我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优化;我国整体福利水平下降,下降水平在21.34亿-83.47亿美元之间。最后,从国际协调、出口结构调整、绿色制造发展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天津开放六类公共服务政府购买

天津开放政府购买的六大类服务内容是：基本公共教育、公共就业服务、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基本养老服务、优抚安置服务、基本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社会组织管理、社区事务、社工服务、法律援助、慈善救济等社会管理服务事项;行业职业资格认定、处理行业投诉等行业管理与协调事项;     

生态哲学的可持续景观概念

景观是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文化、环境和社会议题密切关联。同时,景观还是社会福利的一个关键性要素,对它的保护与改进是经济活动和我们职责的重要方面。这样一种空间认知,为我们提供了创建可持续景观的基础,而应对这一挑战性难题的深层根基在于生态哲学。本文试图将哲学理解与现实空间管理结合起来,对这一刚出现不久概念的相关方面——景观和景观可持续性——做出系统阐释。     

生态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生态创新能实现知识资本对物质投入的部分替代,让企业和经济变得更加有效,每单位产值消耗更少的资源,或资源利用量和对环境的影响保持稳定甚至减弱。市场力量既不能为创造和吸收生态创新提供足够的支持,也无法提供创新性的(技术)政策,从而证实了在环境政策的计划和实现过程中公共干预的必要性。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关于生态创新的讨论,不仅要从技术、环境与经济层面,还要从社会层面来考虑。在社会领域,生态创新应用的成效或许要从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变来考量。企业引进生态创新最重要的动因,是现存的环境规制、与排污相关的征费和税收,以及旨在落实所谓"好环境实践″的自愿守则或协议。     

英特尔以创新IT理念支持中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正中国社会福利协会下属的,以利用信息化推进中国养老服务业健康快速发展为使命的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工作委员会近日在北京宣告成立。它的创建获得了民政部等政府有关部门、相关专家学者、从事养老服务实践的众多机构以及长期以来一直在关注和推进养老服务信息化进程的IT和家电厂商的大力支持。作为该委员会核心委员之一,英特尔公司积极参与了其创建历程,未来还将全面配合该委员会的工作,致力于以创新的IT     

社会保障福利模式比较研究：选择性与普遍性

社会福利制度，或称社会保障体制，是指国家和社会为改善和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而采取的各种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政策措施的总称。各国具体的社会福利制度虽然千差万别，但从社会福利的发放原则、福利的意识形态以及国家照顾责任的对象的角度笼统说来，则要么属于选择性福利模式，要么属于普遍性福利模式。其中，选择性模式是通过家境调查或群体甄别，将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农地城市流转中不同权利主体的福利均衡分析

以福利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农地城市流转中不同权利主体的福利变化;通过建立农地城市流转的福利分配模型,得出结论:社会福利绝对量的大小和各权利主体所得相对量的大小均与一定阶段内农地城市流转的速度密切相关;政府应确定一个公平、合理的征地价格,才足以弥补农民失地后损失的经济收益和社会保障;并通过构建农地城市流转的社会福利函数,分析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条件,结果表明:必须按照农业用地边际生产效益等于非农用地边际生产效益的原则配置土地资源,方可兼顾农地非农化配置的效率和公平,并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后,针对土地市场机制、收益分配机制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4年中国质量观测调查的数据,实证测度了转型时期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并运用统计描述、相关性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从财富拥有、社会福利与个体能力三个维度分析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女性高于男性,农村人群高于城市人群,已婚人士高于未婚人士,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教育程度、职业类型以及家庭结构中,幸福感呈现明显差异;2个人目标实现能力、社会公平与物价稳定是影响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最为显著的因素,而家庭消费、消费环境以及社会治安是相对不显著的影响因素;3财富拥有、社会福利会以及个体能力三个维度的因素均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其中个体能力维度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最大;个体能力除了直接正向作用于幸福感之外,还会通过正向地影响财富拥有及社会福利来间接作用幸福感。因此,当前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于个体能力维度。进一步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与环境,为中产阶层个体能力展现提供公平畅通的渠道,是转型时期提升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首要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