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市采取六项措施促就业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逐步显现,江苏省扬州市的就业局势也同全国一样趋于严峻。从全市就业形势专项调研结果显示,自2008年10月开始,就业的负面影响已经出现,预计今年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为此,江苏省扬州市劳动保障部门及时采取了六项举措,缓解当前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     

金融危机下的安全生产

当今,金融危机的困局扑朔迷离,各种估价和预测众说纷纭,其基本判断是：危机尚未见底,复苏的苗头没有显现;新一轮冲击的危险依然存在甚至已经出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蔓延;世界经济进入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期;全球化将暂时处于低潮。金融危机如果应对乏力往往会演变成经济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危机,这已经是世界经济发展所验证的、不可避免的规律。在这种全方位的影响下,安全生产也难避其害。     

我为二手狂

忽然之间,冬天悄然来临。和天气一起走进隆冬时节的,还有我们的经济。男女老少纷纷捂紧钱袋子之时,“二手市场”却找到了重生的春天。“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曾几何时,旧货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残破、廉价的代名词。而在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觉得旧货市场是“破落户”的去处,业余时间淘旧货,节省生活成本的同时,更是收获了情趣。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

地球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人类将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经济社会也难以协调发展。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不断地在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环保,不应该是一种经济发展之后的补偿,而是一个企业建立之初就该具有的社会责任,企业所承担环保责任,同样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以下是在我国各个行业里环保意识较领先和突出的几个企业,我们截取了几个并将其做了个汇总,以便大家参考。     

环保自治催生“金塘模式”

金塘村地处长沙市区和浏阳市区之间,有673户2473人。金塘村是传统的养殖村,近年来,随着养殖业迅猛发展,养殖污染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村民身体健康的突出问题。     

旅游循环经济发展中景区环境教育方法初探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部分景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为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旅游循环经济相应产生。旅游循环经济要求景区实施旅游环境教育,以保障经济、环境、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     

基于成本分析的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研究

建立和实施西部生态补偿机制,是加强西部生态建设和强化西部生态功能专业化服务的必由之路。生态系统服务补偿理论和自然资本理论为我们分析西部生态补偿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西部生态补偿包括国家补偿、区域和流域补偿、自力补偿三个层次。其内部的成本关系包括生态服务利用成本关系、跨区域资源调配成本关系、生态工程实施成本关系、内部补偿成本关系等,基于成本分析基础上的三层次补偿关系协同发展是完善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基本内容。     

浅谈兵团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的中小企业在兵团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在污染负荷中所占的比例也在相应地上升。本文分析了兵团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及带来的环境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对策。     

农户秸秆资源处置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秸秆是"用则利,弃则废"的生物质能资源,其综合利用对于我国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对江苏省624户水稻和小麦种植户的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将秸秆用作生活燃料的农户比重最高,占比75.80%;其他依次为秸秆还田,占比35.42%;露天焚烧,占比29.49%;出售秸秆,占比26.92%;用作饲料及沼气,占比5.45%。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法,分别测算了秸秆用作生活燃料、秸秆还田、秸秆制沼气、秸秆出售,以及露天焚烧的农户成本与收益,比较了各种处置方式下的农户净收益,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户处置秸秆的行为。结果表明,雇佣拖拉机至15 km处的秸秆收购点出售秸秆的方案下,农户将得不偿失;其他各种处置方式下,农户均能获得一定净收益。按照净收益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排列为秸秆燃料、秸秆还田、秸秆沼气、以自有拖拉机出售秸秆、露天焚烧、直接出售秸秆(他人上门收购)。其中,农户露天焚烧秸秆无需付出成本即能获得收益,但面临一定的政策约束;秸秆用作生活燃料面临的约束条件相对较少;秸秆还田及秸秆制沼气面临较强的技术约束;秸秆出售面临极强的市场约束。因而从个人角度看,焚烧秸秆是农户比较秸秆处置成本与收益后的理性选择结果,但从社会角度看,农户作为社会人,露天焚烧秸秆是非理性的。本研究对于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应以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建立健全秸秆收集贮运体系,并加快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创新和推广。     

可追溯农产品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研究

农户是农产品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农户生产可追溯农产品必然增加额外生产成本。农户对可追溯农产品额外成本承担意愿非常关键。本文实证研究了446位蔬菜种植农户对"基本可追溯蔬菜"、"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和"经政府专业机构认证的可追溯蔬菜"三种不同类型的可追溯蔬菜的额外成本承担意愿,并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MVP)计量模型,研究了影响农户对三种类型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对三种类型可追溯蔬菜愿意承担的额外成本分别为不高于总成本的2.41%、2.18%和3.34%,对"基本可追溯蔬菜"的认可度和额外成本承担水平高于更加高级的"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并对"经政府专业机构检验认证的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具有最高的承担愿意。学历、蔬菜种植规模与垂直一体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对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共同因素,而农户的年龄、家庭农业收入,对蔬菜可追溯体系的认知,是否实施无公害、绿色或有机蔬菜等质量认证工作等变量,不同程度地显著影响其额外成本的承担意愿。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应当首先推动初级蔬菜可追溯体系(如本文中的"基本可追溯蔬菜")的普及,随后逐步选择年龄较轻、学历较高、蔬菜种植规模较大、参与农业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实施更高级的蔬菜可追溯体系(如本文中的"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农户记录的可追溯信息是否需要经过政府专业机构的检验认证,由农户根据成本与收益的考虑自行选择,可以增加蔬菜可追溯体系的普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