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对象空间选择的研究进展及展望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将外在的、非市场环境服务转化为当地参与者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财政激励机制而备受世界关注。为了全面认识国际生态补偿对象空间选择的状况与成果,促进国际生态补偿对象空间选择研究的交流与合作,论文在分析国际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概括介绍了生态补偿对象空间选择的相关概念和研究背景,对不同补偿对象选择方案进行了归纳梳理和比较分析,简要介绍了得分函数法、距离函数法和GAP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比较分析了研究方法的优缺点,最后提出了思考和展望：选择方案的设计既要注重资金效益,又要兼顾公平;努力建立生态补偿效果的评价机制,逐步完善生态补偿对象选择方案,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有序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在研究和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本研究从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演变特点入手,梳理了生态保护补偿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系,提出新时期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改革路径。研究认为,生态保护补偿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生态保护补偿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生态保护补偿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反映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推动生态产品供需不断趋于均衡的过程。本文建议进一步加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综合运用,不断延展生态保护补偿的目标和范围,建立健全经济社会生态目标集成的综合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动政府与市场各有侧重地支持生态保护补偿各领域和全过程,推进生态产品价值的普遍实现和充分转化。     

我国煤炭资源开采与转运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

我国煤炭生产地与消费地呈逆向分布,形成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全国煤炭输送总体格局。但是由于国家长期实行无偿调拨和煤炭低价政策,煤炭生产地区在当地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却并没有得到快速增长,因此难以承担生态环境恢复的重任。煤炭开采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应作为"区域性"问题,其生态恢复费用应由产地和消费地共同承担。所以,制定合理的自然资源价格政策和区域生态补偿政策是改善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交互响应

在分析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机理的基础上,以省域为研究单元评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与长江经济带进行对比;利用面板VAR模型定量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交互响应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指数和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呈现增长的趋势,总体均呈现中下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的格局。（2）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增长的态势,其中2003—2011年耦合协调度小于0.5,属于拮抗阶段;2012—2017年耦合协调度处于0.5~0.7之间,属于磨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格局,在省域层面山东和陕西的耦合协调度最大,宁夏和青海的耦合协调状况最差。（3）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指数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低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长江经济带的差距更大。（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两个子系统都存在正向累进效应和惯性发展特征,并且两者对于自身的影响程度都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其中高质量发展对自身的影响程度下降更为明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由于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偏低且内部发展不均衡,造成二者的作用机制不显著。     

基于InVEST模型的岷江上游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与价值评估

岷江上游是中国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成都平原的重要水源生命线,该文使用InVEST模型与影子工程法,对其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与价值进行量化评估与空间制图,可为当地水源地保护与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依据。结果表明:岷江上游小流域水源涵养量多年平均值为219.36 mm,总量为49.19亿m~3,价值为40.83亿元,并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汶川中南部,低值区多集中在松潘县与茂县境内。受评估方法的限制,不同学者对该流域的相关研究结果差异较大,可比性较差,但是岷江上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水源涵养价值。空间化评估结果可直观的反映水源涵养量与价值的空间差异,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补偿效益分析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基于改进水生态足迹的水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为探索水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基于改进的水生态足迹模型,计算中原城市群2001～2016年水量生态足迹和水质生态足迹,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构建脱钩评价模型和协调度模型,对区域经济发展和水资源环境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中原城市群总体水生态足迹表现出波动增加趋势,农业水足迹在水量生态足迹中比重最大,超过50%;(2)地下水质生态足迹和地表水质生态足迹的比例约为4∶3,2001～2010年导致地表水质生态足迹面积最大的污染物是硝态氮,2011～2016年磷是最主要的污染物,而导致地下水质生态足迹的规律较为复杂,由多种污染物交替决定;(3) 2001～2016年,水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由弱脱钩的不协调和初级协调向强脱钩的中级协调转变,表明中原城市群经济发展和水资源环境的协调性在逐步增强;(4)中原城市群内部各城市水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时间上表现出逐年增强的趋势,在空间上存在较高的相似性,中原城市群在协调度上的表现优于其在脱钩指数上的表现。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及其空间关联

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首要要求,而创新是驱动区域绿色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构建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分析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布格局以及空间关联性演变。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1)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指数总体上虽然均有一定的上升,但整体水平较低,2013年开始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2)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度及协调度指数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带内空间分异明显,长三角地区协调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3)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性呈现集群化现象,且具有"下游中游上游"的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低水平协调的城市单元可以划分为科技创新领先区、绿色发展领先区和平衡区3种类型;(4)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调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长江经济带内相邻城市协调度的变换具有趋同特征。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交互耦合时空特征及协调发展预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基于“系统演进特征分析-动态耦合规律验证-协调状态诊断及预警”框架,对湖南省2001年以来的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交互耦合时空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湖南省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综合发展指数由2001年的0.537逐年提升至2015年的0.785,达到中高水平,市州发展悬殊仅长沙市达到高水平。（2）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呈U型走势,2015年达到0.764,处亚健康状态,系统压力较大是关键性限制因素。（3）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先降后升,2015年提高到0.622,处基本协调的较低水平,各市州大多处于轻度失调-基本协调临界水平,分属生态建设滞后型、城市化滞后型和结构性污染型等3种类型。（4）从系统演进看,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由轻度失调-逆向演替逐步转为轻度失调-正向演替、进一步转为基本协调-正向演替,预计2020年耦合协调度将提高到0.633,未来较长时期仍将处绿灯区,应采取适当的区域发展政策,推动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内部要素调整磨合,向良性发展。     

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生态影响分析

以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石油污染环境事件———墨西哥湾溢油事件为例,分析研究了事故发生的过程、应急处置措施、对生态的影响、以及事故发生十年后的长期影响和补偿措施。研究结果表明,墨西哥湾溢油事件对整个墨西哥湾北部地区的鱼类、鸟类、底栖生物、珍稀濒危生物等均造成了生物生理、生态层面的长期影响,在采取多项补偿措施后,影响得到削减,但无法完全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