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新污染物治理国际经验研究——以《斯德哥尔摩公约》管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为例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是一类典型的新污染物,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对POPs治理进行探索,逐渐形成一套针对有毒有害化学品的管理体系。首先结合《斯德哥尔摩公约》,梳理美国、日本、加拿大、部分欧洲国家等典型发达国家POPs治理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欧洲针对POPs治理形成的国家—欧盟—国际三级法律体系;其次基于风险控制理念提出了以POPs为代表的具有PBT特性(持久性、生物蓄积性和毒性)的有毒有害化学品管控先进国际经验和对重点化学品进行识别、筛选、评估、管控的优先性策略;为促进我国新污染物治理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履约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代表自发秩序结晶式拓展的龙文明

1999年,中国人均GDP1000美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2009年,中国人均GDP4000美元。高速经济增长能持续多久?从经济的约束条件来回答,中国的高速增长没有问题,可持续性也很强。按此势头下去,2050年的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济总量与美国持平。这时候的中国要用什么样的新原则和世界交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对于人类到底能贡献什么?预测未来,历史是基础。龙是中国的图腾,象征着中华文明结晶状拓展的方式,自发、和谐的融合是其灵魂。     

超越霸权,建立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

经济全球化要求突破国家的界限,使生产要素在全球统一自觉配置,但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却要利用知识产权、金融、语言等霸权,来制造和扩大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必须超越西方霸权,建立一种各国共同负责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公正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军事自卫化,最终用社会主义全球化取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此,中国要认清自己的合作对象。     

哥本哈根协议不能签——兼论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政治

哥本哈根协议有违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让步增多,发达国家责任减少,却并不能因之实现全球减排目标;中国即使签署,西方也会得寸进尺,将中国当作替罪羊,因此,不能签。下一步,中国不能贪图G2虚荣,应该一方面继续尽量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相对公平的碳排放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必须利用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强大的国际力量,合纵连横,要求西方尤其是美国深度减排,从而推动气候政治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进化。     

我看好中国

左派右派都是意识形态先行．不看事实．夸大西方的力量．夸大中国的问题．根本无助于认清中国和世界的走势。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好,这是中国的底气所在。中国外交在进步,这得益于漫长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中国政治的改善．不大可能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社会剧烈的变动来实现．自上而下的改良是惟一可行的道路。中国的文化建设,要反对逆向种族主义．回归先秦：质朴、尚武、追求效率、做工细致;同时也要学习西方的古典和近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不是颓废的缺乏创造力的现代派、后现代派。     

新的大陆文明：完成“现代”，克服“现代”

中国现代化的课还没补完．又已背负超克现代化的新使命。面对崛起中的中国．左派右派的想象力都显得贫乏,提不出新的远景和方案。20世纪中国以及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中心问题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一国家”．而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提升为一个“文明一国家”。新的文明不是像西方文明（海洋文明）一样把“异”与“不同”作为“恶”和“敌人”,而是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这是一种新的大陆文明。     

西方环境伦理主要流派纵观

工业文明以来,环境危机的大范围爆发,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工业文明时期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运行机制,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生物个体与生态系统整体、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提出了不同的学术主张,形成了风格相异的环境伦理学思潮和流派。这些流派具有不同的学术渊源。本期将介绍西方主要学术流派,以期使读者对西方环境伦理领域有客观的了解。     

合理运用人权理念,达成碳排放权共识

坎昆大会上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实属希望渺茫,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尚未召开就结局已定的谈判＂。国际气候谈判陷入僵局,谈判争执的关键点在于＂公平＂,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有＂不公平＂感。人权理念是双方都可能认同的价值观,我们应该合理运用,确定每个人的碳排放权利,达成碳排放权共识。     

“碳运动”泡沫的膨胀与破灭及中国立场

碳运动由西方文化左派孕育萌芽,由西方尤其是英国政府与金融资本所推动壮大。其针对中国,则有一箭数雕之效：既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设置羁绊,又能让西方金融资本借碳交易大发其财,还能让西方创立新的低碳＂普世价值＂以继续占据道德制高点。迎合西方,企图用低碳要求倒逼中国实现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已被历史证明不可行。碳运动的科学根基已经坍塌,碳泡沫在中国却为何继续膨胀？     

关于防震减灾规划（《防震减灾法》解读）

防震减灾规划是加强地震灾害预防,提高综合防震减灾能力的重要依据。防震减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制定防震减灾规划,是增强防震减灾能力的需要。目前我国防震减灾能力还相当薄弱,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发生同等程度的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严重得多。防震减灾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必须纳入依规划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