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中城市经济圈资源环境支撑能力综合评价

滇中城市经济圈作为云南省优先开发区,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障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科学评价滇中城市经济圈的资源环境基础,是制定滇中城市经济圈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为了克服传统资源环境单要素评价方法的不足,从资源环境多要素视角出发对滇中城市经济圈的资源环境支撑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明确资源环境系统的优劣势,从而为滇中城市经济圈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环境保障。     

关于加强环境监察能力建设的几点思考

环境监察是环境现场监督、检查、督促与处理的总称,是在环境管理和征收排污费工作实践中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在30多年的环境保护工作实践中,我国环境监察队伍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环境监察工作的内涵也从最初的征收排污费扩展到环境保护日常现场监督执法的各个领域。     

信息公开依然任重道远——《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用）》实施两周年回顾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用）》实施两周年．政府履职能力逐年提高,而企业信息公开的情况却不容乐观。提高公众的信息公开参与意识,更需要环保部门、民间组织和社会媒体三者通力合作。信息公开与维持稳定并不冲突,更有效的、更良好的信息公开只会促进社会更加稳定。     

转基因技术为什么需要民主决策？

转基因技术的政治决策需要超越专家的狭隘视角,鼓励公众参与民主决策。在理性开明的民主议程的引导下,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决策的反思、批评与质疑,不仅不会压制和阻碍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将为科学家改良和提高转基因技术提供更多的灵感和动力。另一方面．转基因技术民主决策的政治实践．有助于提高我国民众的科学素养和理性对话能力,从而为商谈民主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契机。     

海域资源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路径选择

海域征收从法律属性上应属于公益征收行为,公共利益之考量必然成为海域征收中无法回避的前置性问题。"公共利益"是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无论在学说还是判例上,它一直被作为一般法律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尽管我国《宪法》、《物权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明确规定海域征收必须始于公共利益之目的,但由于法律对公共利益内涵或范围缺乏明确界定,海域征收实践中又缺失有效的程序规制和司法监督,极易导致相关行政部门在"征海"决策中借公共利益之名谋取海域增值利益、侵害海域使用人合法权益。我国海域征收既缺失对公共利益内涵及其外延范围的具体立法界定,又缺少关于公共利益认定的必要的正当程序规制。因此,在法律层面解决对公共利益语焉不详并辅之以必要程序规制,是从源头上阻断政府部门非法征海、保护海域使用权人合法权益的必要选择。基于我国当前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立法界定所存在问题的分析和域外关于公共利益界定立法例的考察,提出完善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路径:对公共利益内涵化基础上,采取渐进立法方式对公共利益加以类型化以明晰其外延范围;在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设立专门征收审查委员会,改变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认定主体不清或由行政权主导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认定的现状;遵循正当程序要求,确立并完善海域征收公众参与与信息公开制度,建立海域征收决策公正透明的程序化保障机制。二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是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海域征收实践中公共利益界定问题的可行立法路径选择。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

实现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双赢"的关键在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本文在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构建了数理模型,并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环境规制的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是非线性的。在强度维度上,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符合"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由弱变强,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先降低后提高的影响。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门槛,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本文政策涵义明显: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区域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

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定性分析方法,借鉴社会学与人类学相关理论,探讨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总结失地农民贫困的类型,分析失地农民的贫困原因,并提出治理对策。结果发现:部分失地农民在城市中面临着贫困问题,经济贫困、文化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是主要贫困类型。导致失地农民贫困的因素主要有体制与制度设置不合理、城市社会的剥夺与排斥、城乡文化的冲突与非物质文化变迁滞后以及失地农民个人能力缺失等。治理失地农民贫困问题必须从宏观层面强化制度与政策的保障作用,从微观层面加强失地农民的自身能力建设。     

湿地：可持续的水空间

地球水资源危机问题日益严重,直接影响自然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地区安全。认识基于水资源可再生能力的水空间问题,保护湿地与流域合理配置湿地,是维持陆地健康水循环的基础。湿地是可持续的水调节空间,其调节功能的不可替代性是不容忽视的。人类活动导致大量湿地丧失,维持水资源再生能力的湿地水空间明显减少,区域（流域）水资源的自然调节功能急剧下降,区域（流域）水灾害风险显著增加。就流域水安全保证而言,其合理的湿地配置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根基之一     

城乡居民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将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分为一般应对能力和特殊应对能力,以大学生为样本编制量表,在社会居民中验证其适用性,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和适用性。对浙江省11个地区的居民抽样调查表明,积极行为能力强于情绪管理能力,传染疾病和火灾应对能力比较强,食物中毒应对能力比较弱;城市居民强于农村居民,男性比女性强;社会居民强于大学生,50岁以下的比较强;机关干部最强,农民最弱;受训者强于未受训者,受训者太少。突发事件应对训练竭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