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组长安全管理的“三种意识”

<正>班组安全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安全生产和经济效益,而班组安全建设的成效大小,取决于班组长对安全生产的认识程度及其所具备的安全技术知识水平和实际的组织协调能力。为此,企业必须重视和加强     

提升能力是关键

注册安全工程师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备受各方重视,但遗憾的是,虽然他们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离期望还有较大差距,还未能为安全事业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职业病防治知识问答

一、在哪些情形下,用人单位不得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1．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未履行职业病危害告知义务,而拒绝从事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时：2．劳动者在离岗前没有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时;3．劳动者疑似职业病时,在诊断或医疗观察期间：4．劳动者患有职业病或因工伤并被确认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中日两国政府间合作项目《加强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能力计划》第四次联合协调委员会在京召开

2009年12月21日,中日两国政府间合作项目《加强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能力计划》在北京召开第四次联合协调委员会。会议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柏然主持。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和评估项目2009年5月至2009年12月的实施情况,研究部署项目最后一年工作。     

高校应急管理全过程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高校应急管理全过程能力是高校公共安全的重要保障,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校应急管理全过程能力评价体系是所有高校安全管理的重要课题。本文借鉴了国内外有关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的研究成果,基于全过程理念,将高校应急管理过程分为事前预防与准备、事中处置和事后恢复三个阶段,因此高校应急管理能力应包括预防与准备能力、处置能力和恢复能力,从而构建出高校应急管理全过程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33个三级指标,以期为提升高校应急管理水平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对观光电梯的检验思考

观光电梯作为电梯的一个品种,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场、酒店、写字楼等建筑物新装了一定数量的观光电梯,有些是建筑物本身设计就有的方案,而有些是建筑物重新设计加装的。观光电梯既提高了新建筑物的档次,又提高旧建筑物人员的输送能力。安装地点有室内的、有室外的;     

大型高精尖仪器设备量值溯源探讨

简要说明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仪器设备量值溯源的重要性,介绍了自校准、比对、能力验证、期间核查几种溯源方法,分析了其要求,结合特种设备检验用大型高精尖仪器设备提出了溯源建议。     

上、下悬窗阻风能力对比研究

环境风会改变排烟窗附近的烟气流向和速度,影响建筑内烟气流动,进而导致建筑自然排烟效率受到影响。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比研究了排烟窗开启角度和环境风对上、下悬窗阻风能力的影响,分析了不同开窗角度下,悬窗进风量和进风区域随开窗角度和风速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上、下悬窗相对进风量与开窗角度均成指数关系,但上悬窗阻风能力弱于下悬窗,上悬窗开窗角度大于45°后即失去阻风能力,而下悬窗开窗角度大于75°后才逐渐失去阻风能力,且开窗角度小于30°时,下悬窗至少能比上悬窗多减少50%空气进入室内。上悬窗开窗角度小于56°时,主要进风区域为近窗下侧水平区域;下悬窗开窗角度小于30°时,主要进风区域为窗体两侧及远窗下侧竖直区域,随着开窗角度增大,上、下悬窗主要进风区域均过渡到远窗下侧竖直区域。窗体用于日常通风时建议优选上悬窗。若要用于排烟,则应首选下悬窗,开窗角度15°即可满足阻风要求,若选用上悬窗,开窗角度不宜大于45°。     

应急管理诊所教育模式探索

为践行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我国应急管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升应急管理人才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分析诊所教育模式的本质与特点及其在法律高等教育等学科上的应用意义,探究美国应急管理高等教育的有益经验与最佳实践,剖析我国应急管理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构建教育目标、人才综合能力、以及社会需求相统一的应急管理诊所教育模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应急管理人才培养进入快速发展机遇期,传统教育模式存在教学与社会需求匹配度低、理论教学大于实践、综合职业素养不足、培养渠道与条件有限等掣肘问题;我国构建应急管理诊所教育模式是可行的、必要的、具有极高价值的;应急管理诊所教育模式与实践能力、跨学科能力、判断决策能力、创新创造能力、综合素养与职业道德等教育目标相适应,同时,满足就业与社会服务等社会价值,能够实现多方共赢;应急管理诊所教育模式可构建校内诊所、校外诊所以及独立诊所3种方式,各方式可设立综合诊所和专业诊所2种类型。     

环境决策算法化衍生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AI时代,算法以弥散性的方式迅速扎根生态环境领域,而且在不断深入与扩张。以数据为基础的算法借助自动化分析,内嵌环境决策各环节,决策效率极大提升,环境决策日趋算法化。然而,算法技术在提高环境决策质量与速度的同时,也将“算法黑箱”“算法霸权”“算法歧视”等基因性风险带入了决策过程,衍生环境决策失准、专业壁垒倍增、公众参与程度低等场景化风险。这种复合性的内生风险统一表现为政府信任危机、环境非正义加剧、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权悬置,因此,直接限制了算法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功能发挥。究其根源,环境决策与算法在互动过程中,环境决策的公开性、风险性、社会性与算法的不透明性、自主性、资本性不乏对立、叠加及互斥。算法的介入,使得其与环境决策的属性矛盾,不仅无法得到及时缓冲,反而进一步激化。由此可见,规制环境决策算法化衍生风险的关键在于调和环境决策与算法本质属性的矛盾。为此,该研究立足环境决策算法化所带来的“利”与“弊”,透析其衍生风险的内在逻辑,对环境决策与算法的本质属性进行适当的“扬抑”,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场景化规制路径。所谓的“扬抑”,本质上是对算法技术与环境决策制度内涵利益之衡量。由此,为确保算法在生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