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区中影视拍摄的环境规制研究

影视剧组在风景区的拍摄活动,往往造成风景区的环境破坏。文章首先对风景区中影视拍摄所造成的破坏类型进行分析,然后从相关责任主体方面探讨造成该问题的原因,最后根据环境规制发展的趋势,提出风景区中影视拍摄的规制对策：政府部门的强制性规制和影视剧组的自愿性规制两者相结合。     

我国环境规制强度测度及其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建立模型具体测算了我国30个省(区、市)自2003年至2016年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发现全国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东部省份强度最大,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低于东部而略高于西部地区。进一步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U形特征,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其对就业起着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全样本的就业增长,但对外依存度对各样本而言都明显不利于就业规模的扩张。     

双重环境规制、创新开放度与制造企业创新投入

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有效的环境保护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双重环境规制、开放广度、开放深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有利于企业响应政府规制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倾向采用公关方式应对公众规制需求;开放广度越大,政府与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越强;开放深度不会改变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本研究为企业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开发节能减排技术,响应对政府和公众双重环境规制的要求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全球可持续发展中民间规制策略分析

本文简要评析了国际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民间规制的现状,指出尽管国际民间规制对规范与提升国际经济行为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公共治理的局限,但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范围,它们都不足以成为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规制的替代品.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工业污染与规制效应分析研究

利用2001年-2012年中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别估计了城镇化的工业污染总量效应、相对量效应和规制效应.结果发现,不断扩张的工业污染是城镇化进程的“副产品”,城镇化率与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及密度有显著的回归关系,尽管环境规制力度增强起到了一定抵消作用,但仍未阻止近十余年来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及密度随城镇化而加剧的态势.为实现城镇化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加强环境规制,推广减排降耗技术,加大政府补贴,另一方面要着重提高企业清洁生产的能力和意愿.     

安全生产规制总体效果模糊评估模型的构建

为了解当前安全生产规制政策的总体效果与强度,弄清安全生产规制政策的改进方向,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提高监管的有效性,有必要对安全生产规制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在总结分析安全生产规制效果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多因素、多层次的安全生产规制总体效果评估指标体系,主要由安全生产规制体制、安全生产规制的内容及方式、规制政策的可靠实施、被规制者特征等4个一级指标及所属14个二级指标构成.借助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数学方法,构建安全生产规制总体效果模糊定量评估模型.利用该模型试算中国1991-2001年间安全生产规制总体效果,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但该模型是不完美的,其不能搞清楚各因素变量与规制效果之间存在的具体相关关系.     

对上市公司大股东占资行为的法律规制 ——兼论新《公司法》中的相关条文

近年来,屡屡发生上市公司的资产被大股东以各种手段据为已有的事例,严重损害了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新<公司法>从相关方面对大股东占资行为做了规制.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环境保护

工业社会的形式理性及其法律制度本身是环境事故高发和风险规制匮乏的重要原因。事故经验本身推动着人类对自身的理性与制度结构做出反思。在"风险知识"的刺激下,风险规制中的预防原则获得法律上的确立,并极大冲击和重塑着现代环境法框架。我国环境法体系侧重后果防治及其责任配置,无法应对贝克指示的新风险,也无法吸纳预防原则要求的法律理性,因而需要根据新的风险知识和法律原则及时做出修改。在以"风险知识"为根据的全新法律框架之下,风险规制机构应强化建制,程序设计也应容纳技术因素之外的社会参与,形成"科学—民主"的宽域治理框架。     

专用瓶标识的商标保护与气瓶安全规制创新

气瓶安全既是城市公共安全规制的难点和重点,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关注和投诉的热点和焦点。本文以液化石油气钢瓶为例,对专用瓶固定充装制度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探讨通过专用瓶标识的商标注册与保护,创新气瓶安全规制。     

环境规制及其在中国的评估

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政府出台了大量的环境规制政策来缓解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以求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政府的环境规制,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从宏观层面对我国整体环境规制效率进行研究的文献还比较少,而且多数学者都是利用环境治理来代替环境规制作为变量对其绩效进行测度的。本文从环境规制工具、环境规制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绩效评估三方面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就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在环境规制效果评价方面多用的是层次分析法,而在环境规制效率评价方面多用的是DEA方法,就分析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工具主要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两类,前者相比较后者在节约成本方面具有较多的优越性,但却缺乏技术激励;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却对FDI的流入产生抑制作用,且对产业绩效的影响还不能确定;目前我国环境规制水平无论从效果角度还是从效率角度来看都不是很高,且省域间的差距较大,但从长远来看却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