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环境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饱受争议。地方性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如何?限于政策素材及数据可得性,现有研究并不充分。该研究以湖南省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政策作为外生冲击,把日度电力消费水平视为短时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特护期政策对湖南省日度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特护期政策执行期间特护期城市每日经济增长水平下降了约12.45%。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旧成立。此外,特护期政策的执行效果在每日的不同时点、不同区域和污染物类别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①从每日时点上看,特护期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三阶段特征。特护期政策执行期内白天工作时间段(9:00—20:00)电力消费水平下降程度更大,而夜间(0:00—8:00)电力消费水平下降程度更小。②从区域上看,产业结构更高级、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其经济增长受到特护期政策的影响更小。具体而言,特护期政策执行期间,株洲市、湘潭市每日经济增长水平下降幅度最大,而长沙市降幅最低。③从污染物类别上看,特护期政策以降低空气污染指数为目标导向,并且政策效果也因污染物类别而异。大气中PM10和SO2浓度高时,特护期对每日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显示,地方政府官员的生态环保意识已经发生改变,即使存在经济代价,地方政府也可能会自发出台环境规制。环境治理过程中应当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念,充分激发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     

地方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探讨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体系中极富特色的地方环境目标约束将如何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升?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申请信息与专利被引数据,并根据历年各地市《政府工作报告》,实证检验不同类型地方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经济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以具体污染物减排为核心的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提升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存在负向影响,且数字经济在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2)尽管由于企业预期净收益下降,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呈边际递减规律,致使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呈倒“U”型曲线关系,但当前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仍以促进为主;(3)数字经济在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数字经济促使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曲线更加陡峭,也进一步提前了倒“U”型关系曲线“顶点”临界值的到来;(4)进一步分析发现,低碳转型政策的实施,特别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将有效缓解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扩大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的正向影响与数字经济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健全完善以间接环境约束目标为主,直接环境约束目标为辅的环境目标约束体系制度,重视考核间接环境目标的具体完成情况并在下一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报告,结合当地环境目标约束制定更灵活的创新“提质”激励政策机制,健全完善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及其应用,借助数字信息化技术加强精细化环境监管,深化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科研的互动融合。     

财政分权如何影响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需要政府运用“有形之手”矫正市场失灵。在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讨论地方政府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文章发现：(1)财政分权显著抑制了绿色创新,在借助系统GMM、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相关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地方政府投资偏好效应、重污染产业与外资技术选择的路径依赖效应是财政分权抑制绿色创新的重要渠道。这种抑制作用在东部沿海地区、老工业基地以及中心城市表现更为明显。(2)在中央政府日益重视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显著缓解了财政分权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相比于市场型环境规制,命令型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更为明显,该结论进一步丰富了“弱波特假说”理论。(3)从地方政府互动的角度发现：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经济赶超压力强化了财政分权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党的十八大以后,经济效率赶超与绿色效率赶超有效缓解了这种抑制作用。另一方面,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绿色创新存在显著且稳健的空间负溢出效应,即财政分权不利于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基于上述实证研究,文章提出未...     

环境监测之规制研究

目前,中国有关环境监测法规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为保证污染物排放监测的顺利进行,各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范和行政命令。其中,欧盟的行为最为积极。以分析欧盟相关环境监测法令为切入点,探寻中国环境监测法律机制的发展方向。     

环境规制对区域碳排放时空差异的影响——基于东北三省32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7-2016年东北三省地级市面板数据,结合夜间灯光指数核算地级市碳排放,运用基尼系数、莫兰指数、热点分析等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对东北三省地级市碳排放的空间效应.结果发现:①区域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和单位面积碳排放量呈现正向空间自相关,碳排放的热点区域在相邻地区发生转移,且都有排放中心区...     

我国环境规制强度测度及其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建立模型具体测算了我国30个省(区、市)自2003年至2016年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发现全国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东部省份强度最大,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低于东部而略高于西部地区。进一步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U形特征,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其对就业起着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全样本的就业增长,但对外依存度对各样本而言都明显不利于就业规模的扩张。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

本文立足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实践,分析了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均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但是费用型规制的促进效应存在递减特征。(2)异质性检验表明,费用型规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均GDP较高省份以及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工业绿色转型促进效应更为明显。(3)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提高末端治理技术是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渠道。(4)研究还发现,费用型规制对高能耗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粉尘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投资型规制对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物排放量的抑制效应更明显。(5)随着工业绿色转型程度的不断提升,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边际效应先后呈现“L”形骤降特征。因此不断优化与创新环境规制手段,才是持续推进工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所在。     

双重环境规制、创新开放度与制造企业创新投入

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有效的环境保护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双重环境规制、开放广度、开放深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有利于企业响应政府规制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倾向采用公关方式应对公众规制需求;开放广度越大,政府与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越强;开放深度不会改变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本研究为企业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开发节能减排技术,响应对政府和公众双重环境规制的要求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环境规制及其在中国的评估

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政府出台了大量的环境规制政策来缓解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以求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政府的环境规制,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从宏观层面对我国整体环境规制效率进行研究的文献还比较少,而且多数学者都是利用环境治理来代替环境规制作为变量对其绩效进行测度的。本文从环境规制工具、环境规制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绩效评估三方面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就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在环境规制效果评价方面多用的是层次分析法,而在环境规制效率评价方面多用的是DEA方法,就分析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工具主要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两类,前者相比较后者在节约成本方面具有较多的优越性,但却缺乏技术激励;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却对FDI的流入产生抑制作用,且对产业绩效的影响还不能确定;目前我国环境规制水平无论从效果角度还是从效率角度来看都不是很高,且省域间的差距较大,但从长远来看却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